近日，湖北掀起改名風波，欲將簡稱“鄂”改為“楚”之呼聲不絕于耳。“在古代‘鄂’通‘噩’，現(xiàn)代‘鄂’與‘惡’諧音，不太好聽。”這是最早提出將“鄂”改“楚”的湖北一省級學術機構相關領導振振有詞的改名理由。“鄂”字左上兩個口，代表兩人發(fā)生口角，右邊之耳朵，以示偏聽偏信，左下一個虧，表明吃了虧，所以說湖北人好斗，不團結，領導又愛偏聽偏信，最后的結果是都吃了虧。這是坊間言之鑿鑿的改名原因。

　　但如斯理由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若按此理，眾多省份皆應更名不迭。黑龍江簡稱“黑”，非改名無以洗脫其濁？貴州簡稱的“黔”通“黥”，意指在犯人臉上刺刻涂墨的刑罰，亦大不吉利乎？重慶簡稱“渝”，意為變污也，重慶人怎甘自取其辱？福建簡稱“閩”，源于古閩人以蛇為圖騰崇拜，常將蛇奉于門內，難道福建人只能囿于門中難現(xiàn)龍騰？山東簡稱“魯”，眾山東父老注定要背負魯莽之名？蜀與“鼠”同音，瓊和“窮”相近，滇與“顛”能聯(lián)，蒙有“蒙人”之嫌，皖與“挽”、“完”不遠……計較起來，恐全國未有幾地不需易名！

　　即便不論上述笑談，也不講但凡城市改名之類事件總難免的勞民傷財之怨，湖北聲稱“楚文化博大精深，更顯湖北魅力”之說亦有不妥。雖然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fā)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但無論是從古之荊楚囊括了長江中下游以及支流眾多的淮河流域的地理版圖方面，還是就其青銅冶鑄、絲織刺繡、木竹漆器、老莊哲學及屈騷文學的文化地標方面，都決定了湖北不能完全代表“楚”，也無權獨占“楚”。湖北獨享“楚”字將誤導后人對歷史地理文化的正確解讀，弊端不小。

　　對于我們這個具有濃重歷史情結的民族來說，歷史的追懷與文化的回溯是我們回避不了的話題。借“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的歷史，讓民族與地域之間的文化認同在有所依憑中得以凝聚，是歷史與當代對接的文化內核，這種歷史的文化價值彰顯與延展，是民族精神的生命延續(xù)，難能可貴無需贅言。然而，正是這一溫存的理由，給此起彼伏的城市更名熱潮和與之同質的“故里之爭”類事件的功利本質鍛造了一張文化盾牌。一件器物、一個人、一塊墓葬、一座建筑、一個城市……人們趨之若鶩地向下俯身挖地三尺，向上求助神話傳說，竭力找尋能夠賦予無限“價值”的歷史憑附物。一出出歷史鬧劇由此上演。劇中，歷史變成經(jīng)濟的誘餌，文化淪為利益的籌碼。這種鬧劇何時才能從今人書寫的當代史中徹底謝幕？據(jù)說在湖北“鄂”改“楚”風波中，統(tǒng)一“楚商”稱謂，有利于叫響湖北商人品牌，更有利于招商引資，推動湖北經(jīng)濟發(fā)展，成為這次“四面楚歌”中的最強音，且已落地開花——湖北商人已率先更名為“楚商”。這正是歷史變成經(jīng)濟的誘餌的活生生的例證。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撫有蠻夷，以屬華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是《左傳》中對古代楚人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記述。渴望一鳴驚人的古楚先民依靠的是篳路藍縷不渝情志的開拓精神和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寬闊胸懷。而今，楚之后人確也“承襲”先人希求一鳴驚人之志，但若只是“四面楚歌”更得一名以求“驚人”，豈不愧對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