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朗、朱青生、賈磊磊、丁寧等在研討“文化傳承與藝術創新”時指出——

21世紀的時代之光，將把整個中國文化照亮

　　 “我相信21世紀的時代之光，將把整個中國文化照亮，這包括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的當代文化。”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名譽院長葉朗說。

　　傳承與創新是文化拋給世人的永恒命題，當傳統走入當代，當中國走向世界，時代的責任更加促使我們對這一命題給予新的思考與實踐。面對全球化語境，我們曾經獲得了什么？我們可以向世界輸出什么？在日前北京大學舉辦的文化傳承與藝術創新高層論壇中，幾位學者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為什么徐悲鴻當時不學習畢加索所代表的“先進的藝術”？

　　“1919年，徐悲鴻在去巴黎的路上錯過了北京的五四運動，5月10日到達巴黎后他放下行李就直奔盧浮宮。想一想，1919年，在西方，梵高已經在若干年前完成了他的創作，且成了大家趨向的對象。1906年，他的追隨者馬蒂斯以標榜自己是野獸派完成了對學院派的反叛。1910年畢加索展出《亞維農的少女》時，不僅反叛學院派的流派已經形成，反叛的反叛也已經形成了。這意味著徐悲鴻到達巴黎時，已不是學院派主導的天下，但為什么徐悲鴻當時不學習畢加索所代表的‘先進的藝術’，而學習了已經被擱置，甚至旁落的學院派？這個問題，正是我們今天糾結的問題……”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朱青生認為，五四運動時我們所學的西學，其實是一個籠統的沒有被懷疑的對象，我們沒有辦法清晰的梳理哪些是現代化的東西，哪些是他們的傳統，是他們違背、反叛和批判的對象。“今天反省發現，一方面，對傳統文化過多的否定，已經造成了西方審美觀念和創作方法遮蔽了中國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對西方的傳統和西方現代沒有加以區別，也使得我們在學習過程中無所鑒別和適從。我們今天到底應該怎么做？這個任務沒有結束，只是剛剛開始。”朱青生說。

　　文化強國戰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首先要使我們的文化通暢地走出去。

　　“文化強國戰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首先要使我們的文化通暢地走出去，能夠被別人正確理解，最后實現相互合作。”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賈磊磊說。他指出，目前德國的歌德學院、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中國的孔子學院三個學院，都是把語言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式給予推廣。但在跨文化的語境中，文字的跨文化是非常艱難的路徑。幸好除了語言的交流之外，視覺語言、聽覺語言，包括音樂、美術、舞蹈等等，都是特別重要的傳播符號。

　　“中國電影產業化的道路是一個正確的道路。”賈磊磊認為，在當前文化強國戰略作為一個國家的戰略來推廣的歷史轉變中，我們的電影不可能僅限于自己的本土市場，而應立足全球化市場和跨文化表述能力的提升。從1993年到現在所推進的產業化的所有改革，就是把過去的國家電影改變成一種社會電影，為全社會服務，向全社會開放。“如果沒有產業化道路，中國的電影不可能有現在的市場競爭力，不可能有50%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現在提高電影本土的市場占有率，比提高我們電影市場的票房的額度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擴大影片的進口額度，中國電影市場占有率會急劇下降，市場份額也會萎縮，電影原創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現在寧愿遲緩增加電影票房數，也要保證電影的市場占有率。”

　　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但只有在世界的參照系中，這種了解才會更準確。

　　“學界大概有一個不是特別準確但是表達得非常鮮明的一個觀點，也慢慢成為一個共識，那就是‘三流國家輸出勞力，二流國家輸出產品，一流國家輸出文化和思想’。”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丁寧說，“要做到，談何容易！”

　　在日本訪問的時候，丁寧到過一個文具店，發現那里有多樣而精致的毛筆等書法工具。“我便問店員，‘日本寫毛筆字的人有那么多嗎？’他告訴我，‘4個日本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寫毛筆字。’這讓我非常驚訝！”丁寧說。中國的禪宗智慧在宗教、藝術、文化等等很多方面是世界性的智慧，但是令人尷尬的是，西方人認為它是日本的，中國的園藝、盆景歷史非常悠久，但轉化成西方語言也是日本的，這值得我們深思。”

　　在丁寧看來，中國當下面臨的挑戰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國卻不一定是文化強國，是我們面臨的尷尬。要讓中國文化具有世界性影響，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文化高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但只有在世界的參照系中，這種了解才會更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