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厚生近照 中國藝術報記者 余寧 攝

　　“唱好戲的，好唱戲的。懂得道理，才會唱戲。”過去戲曲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訣諺。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時候，著名戲劇理論家劉厚生給這句訣諺加上了這樣的注解：好的戲劇工作者首先必須是一個好的人。“道理”指藝術道理，也指做人的道理。半個多世紀以來，劉厚生始終秉持對戲劇的那份摯愛，用自己的戲劇行動踐行著這樣的理念。日前，劉厚生被授予全國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得到這個獎，我既感到榮幸，又非常慚愧。作為一名戲劇工作者，我的基本功還很不夠，這不是我謙虛，我還經常‘發牢騷’，因為我的舞臺藝術實踐太少。”面對榮譽，已擔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劇協顧問多年，在文藝界特別是戲劇界享有盛名的劉厚生仍是一貫地淡然視之。“其實我所做的各種工作，沒有一樣是我主動特意去做的，我一輩子都在黨的領導下工作，沒什么大貢獻，唯一的就是有點積極性而已。”

　　而這份積極性，劉厚生卻堅持了大半輩子。如今，91歲高齡的他，依然熱心關注中國地方戲曲的發展，為之憂慮、呼喊、出謀劃策。

　　腰雖彎，不減鐵骨錚錚

　　91歲的老人，身體彎成了將近90度，曾經1米80的挺拔個子，如今看上去不足1米70。與厚生老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每回見到他，都給記者留下這樣的印象。可腰雖彎，厚生老的“骨頭”卻還是一如從前，每當談起他所鐘情的戲劇問題，話匣子一開，他依然如故，敢說真話，不偏不倚。而這也正符合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所應具備的一個最基本的特質：實事求是。

　　說到實事求是，長期以來，針對戲劇理論、評論的不景氣現狀，劉厚生始終心懷憂慮。“戲劇界的評論第一是少，從事評論的人少，劇評的數量也不夠，而且從事評論工作，其中還有一些苦衷。戲曲本不景氣，再去批評，可能是火上澆油。”劉厚生說，比如有很多地方劇團，特別是一些偏遠地區的縣劇團，他們生存艱難，對于他們的一些劇作，即便有問題，大家都有些不忍，不能過分苛求，這造成了大家在說真話方面有點困難，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此。但劉厚生同時強調，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敢于說真話，理論問題的關鍵在于實踐。好戲多了，批評的聲音就自然不會畏首畏尾。

　　“戲曲界一直是跟人民大眾密切接觸的，戲曲要利民，最要緊的一點必須拿出好戲。”劉厚生告訴記者，無論是國家院團還是地方劇團，一定要拿出好戲，不要總是瞄著城市，滿足一些老觀眾、老戲迷的要求，更要走到田間地頭，服務基層群眾，要有組織地來做，不要唯利是圖。

　　對于戲劇界近些年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劉厚生從不避諱，而是切中要害，一針見血，這也讓他成為圈里人人敬重的評論家。

　　思想解放，更不失原則

　　“他不僅是一位戲劇家，他的為人也受人尊敬。”與劉厚生有著幾十年交往的中國劇協原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原總編輯杜高說，新時期以來，劉厚生為中國戲劇事業作了大量貢獻，他思想解放，又不失原則，既不僵化、又不激進，作為一位戲劇界的領導，他兼容并包，這讓他能夠得以團結大多數的戲劇工作者。

　　杜高的話并非空穴來風。據他回憶，在1985年舉行的第四次劇代會上，那個時候戲劇界爭論很多、思想斗爭復雜，劉厚生作為那次劇代會的秘書長，帶領大家團結持不同意見的戲劇家，會議開得很成功。“幾乎每天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還在跟我們商量，怎么分頭去拜訪一些外地來的戲劇家，如何讓他們更多地了解中央政策，想辦法更好地把戲劇界團結起來。”杜高說，特別在劇目評價方面，比如有個話劇叫《WM》,當時爭論激烈，劉厚生卻處理得非常巧妙，既不抹煞一些年輕戲劇工作者的創作積極性，又不讓一些過激的言論受到太多責難。在杜高看來，劉厚生的文藝思想是解放的、開明的、包容的，同時也像他的名字一樣，是“厚生”的。

　　對此，劉厚生卻心存些許“遺憾”。在他看來，自己組織工作做得多，藝術實踐卻太少，以致于他對落在自己頭上的許多榮譽都自言“愧不敢當”。而事實上，正是劉厚生在戲劇領域的組織得力，才助力中國戲劇迎來了一次又一次發展機會。這也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敢于解放思想、兼容并包的精神體現。

　　正如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季國平所說：“劉厚生不但是一個老戲劇家，更是戲劇界的‘老革命’。”季國平認為，團結引領進步戲劇人士，宣傳進步思想，為中國革命鼓與呼，這種精神更值得當下戲劇人學習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