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媒體報道，作家馬伯庸的一篇《焚書指南》在網上引起熱議。馬伯庸寫道：“假如遭遇一場千年不遇的極寒，你被迫躲進圖書館，只能焚書取暖，你會先燒哪些書？如果是我的話，第一批被投入火堆中的書，毫無疑問是成功學和勵志書。第二批要投入火堆的書，是各種生活保健書。第三批需要投入火中的，是各路明星們出的自傳、感悟和經歷。”

　　《焚書指南》包含著對成功學和勵志書、生活保健書、明星自傳之類書籍的不滿，但正如評論者所言，“這四類圖書的盛行隱喻了時代的特征”。因此，對我們、對整個社會尤其是出版界來說，“焚書取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反思契機。我們需要書籍來溫暖心靈，而不是為了當柴火用。

　　在各種評論中，有一種“需求論”的觀點，認為這些書可以燒掉，但讀者的需求不會因此消失。原因就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中，讀者的閱讀傾向于實用和功利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對此，筆者并不贊同。

　　用“需求論”解釋圖書市場的亂象，如跟風雷同、粗制濫造，無法服眾。讀者的需求是豐富的，哲思類、工具類、娛樂類都可包括，但這種需要不是粗制濫造、雷同跟風的理由。“需求論”很可能遮蔽《焚書指南》的反思味道，甚至在有意無意間助長成功學之類書籍的亂象。

　　我國年出版圖書已逾30萬種，但繁榮背后危機明顯。公眾對出版市場的詬病早已有之，常見的指責是，“在比拼暢銷書品種、銷量，比拼發貨碼洋增長率的浮躁風氣中，有意無意地放棄了出版者所應承擔的文化責任，喪失了商業倫理底線”。

　　毋庸諱言，我國圖書市場上內容低俗、質量低劣之作并不少見，繁榮背后涌動著一股低俗化浪潮，成功學、勵志書、生活保健書、明星自傳類書籍恰恰是重災區。美國現代出版業的先驅人物之一蘭德·勞依墨曾說過：“出版行業是智力的買賣，不斷生成思想，并尋找合適的人們去完成、貫徹這些構想。”如何使出版業在品位、格調和效益上共贏，是圖書作者和策劃者們應該思考的。一味迎合讀者，只為滿足讀者淺層次的閱讀需要，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卻忽視社會效益的做法，投機取巧的意味明顯。

　　這樣看來，《焚書指南》在表達個體不滿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眾的不滿。這樣的“指南”正提供了深入反思的契機，不僅是對個體需求的反思，也是對整個出版生態的反思。即便部分讀者的閱讀需求導致了成功學等書籍的泛濫，也不能成為我們默認這種泛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