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關于魯迅的記憶，有個重要的橋段，是“魯迅刻‘早’字”的故事。大意是，魯迅少時讀書，因要照顧重病父親，有次上學遲到，被先生點名批評。隨后魯迅在課桌上刻了個“早”字明志，從此再未遲到。

　　我中學也學過這么一手，也在桌椅板凳上刻畫過。不過不是刻字明志，而是類似“簽名畫押”、“刻字為據(jù)”的意思。所以，刻下的也非心靈雞湯、勵志名言的“早”字，而是歪七扭八的一個“李”字。

　　今兒提起這個，是因在開學季看到“湖北3000名農(nóng)村學生自帶課桌上學”的新聞。在湖北麻城市順河鎮(zhèn)，3000余名學生不單書本文具需要自備，連教室基本教學硬件桌椅板凳，都需要自帶。（見9月3日《長江商報》）

　　當年的我刻字不是叛逆涂鴉、追星朝圣，不是損壞公物，而只是像在作業(yè)本上簽名一樣，為了給自己板凳做個記號，以示區(qū)別，避免拿錯，這個“刻字銘牌”是我坐凳的獨特身份標簽。

　　順河鎮(zhèn)有5000多名學生，開學前只分配來了約2000套新課桌，不少學生只能把家里茶幾搬來當課桌，而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只能由年邁的奶奶扛桌赴校報到。

　　我家也在湖北，雖不是麻城，但十幾年前我們入中學時，都還只需每年搬著自己“一次性買斷”的板凳入學，沒想到十幾年后的今天，麻城的這數(shù)千小老鄉(xiāng)們，竟還要連課桌都要自尋自備。雖然在當?shù)亍案赣H的桌子20年后女兒接著用”，似乎有著這樣的傳統(tǒng)，但僅和我上學時相比，這都不啻為一種教學條件的近乎“十幾年的倒退”，更不要說和全國平均的教育水平相較了。

　　2009年，袁貴仁在就任教育部部長一星期后，就提出了義務教育工作的新目標———義務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即要努力實現(xiàn)2012年義務教育區(qū)域內初步均衡、2020年區(qū)域內基本均衡的新目標。如果說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揆諸現(xiàn)實，又必須承認，這把“火”恰恰燒在了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癥結上。

　　想想開學首日，一家大小攜老扶幼，扛著課桌拎著板凳，浩浩蕩蕩入學的場景；想想一個課桌兩代人用了20年的辛酸；再想想我十幾年前，為了易辨認也為了“防盜”，而在那個板凳上刻下的歪斜扭曲的“李”字，不能不說，教育公平與均衡之路，還任重道遠。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當看到“教育經(jīng)費占GDP4%的目標18年未兌現(xiàn)”的新聞時，難免感到遺憾。義務教育，如何真正做到價廉質優(yōu)，讓這些連桌椅板凳都湊不齊的最需要幫助的孩子們得到良好的公共教育服務，考驗的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是政府執(zhí)政的智慧與誠意。 

　　課桌之外，在中西部老少邊窮地區(qū)，或許還有不少孩子連基本的教室、教師都還成問題，所有這些顯性和隱性的教育難題，都亟待攻堅克難，而且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