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電影是中國獨有的片種，也是中國電影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電影類型，和美國的西部片、日本的武士電影齊名。對于中國觀眾來說，它一直寄托著追求自由、伸張正義等精神內容，可以說，作為一種文化，武俠自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就進入到我們民族的血脈里了。

　　最近兩年來，電影市場上有多部武俠片上映，剛剛下線的《四大名捕》等片更是被人稱為“武俠片的變革”，在我看來，這些最多只是在武俠片中引進美國漫畫英雄電影的元素，是一種更時尚化、更年輕化的快餐形式，離“變革”尚遠。而要談武俠片的真正變革，必須要從對武俠電影的歷史認識開始。

　　武俠片幾乎和中國電影同時誕生，最早的武俠電影多為神怪風格，以《火燒紅蓮寺》為代表，在當時中國正處于歷史危亡的時代背景下，這種電影因背離現實而為知識分子所不滿，所以有“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作奴才”的嘲諷。抗戰勝利后以香港《黃飛鴻》系列為代表的寫實派武俠片使武俠電影的風氣為之一變，但真正引起變革的還是上世紀60年代張徹的陽剛武俠與胡金銓的文人武俠，如《獨臂刀》、《龍門客棧》、《俠女》等等。最為中國觀眾熟知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徐克為代表的香港浪漫派武俠，以《笑傲江湖》、《蜀山》、《倩女幽魂》系列為代表，這一系列也擁有最多的受眾。21世紀的武俠、功夫電影的方向，應該是重新回到寫實，這一點由徐克追求“紀錄片式武俠”的《七劍》開始嘗試，這部電影里的俠客不再是白衣飄飄一塵不染的大俠，而是一群農民，他們破衣襤衫，卻具有俠之大者的精神力量。《七劍》雖然仍不夠完善，但卻影響了之后的很多電影，比如同樣注重還原歷史真實的《投名狀》，以及導入紀錄片元素的功夫片《殺破狼》等，而影響最大的當數《葉問》系列。《葉問》記錄的是一個中國武術家的真實狀態，主人公家道中落去做苦工，教拳收不到學費，像個英雄般痛打十個日本武士，但面對國家的苦難卻無能為力。他不像《精武門》中的李小龍版陳真那般一腔熱血，也不像《精武英雄》中的李連杰版陳真一般有著理性的完美，但這個平凡的英雄恰恰代表了新世紀的中國人，面對歷史已經擁有更多的自信。

　　回到寫實應該是未來武俠片的發展方向，因為今天的觀眾已經不能接受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大俠英雄，就像觀眾不能接受幾十年前中國銀幕上那些高大全的英雄，如需觀眾信服，他必須擁有和觀眾相似的人性（當然也一定是擁有比平常人更高貴勇敢的靈魂）。從這一點來說，日本的武士電影有很多值得中國武俠電影借鑒之處。日本武士片中的武士，每個人都必須為生活打拼，如《黃昏清兵衛》中的清兵衛每晚回家做鳥籠，直到長官給漲了工資才敢向心上人求婚，《御用金》中的雪中決斗，全然不像中國的武俠片般唯美超現實，雙方拿著火把烤手，向掌中呵氣，以防握劍的手被凍僵，這都是中國武俠片中極少出現，卻很值得中國電影借鑒的思路。就像金庸將文人浪漫化的武俠小說發揮到極致，已無可超越，未來武俠小說如有再發展，一定是回到寫實的路線上去除浪漫化，這一點，近年來的小說如《城邦暴力團》及徐皓峰的武俠小說都是證明。

　　好的武俠片應接地氣，雖然是描寫非現實的世界，但卻一定是時代的一面鏡子。經典的武俠電影一定具有現實或者更長遠的人性價值。如《雙旗鎮刀客》，它講的是一個孩子的成長，他被江湖中的“大俠”欺騙，村民怕被連累而不準他逃生，這個無可倚靠的少年，最后面對強敵才發現真正的力量就在自己心中，這是一個關于成長的寓言。徐克的《黃飛鴻》三部曲，表現“末世亦是新生之開始”，以清末這個黑暗的時代為背景，意圖中國精神的重新建立，繼往開來。《刺秦》描寫的是一個曾經的冷血殺手的自我救贖，為反抗暴政而刺秦，雖然失敗而精神不朽。電影《東方不敗》，有著徐克一貫的諷喻和理想，其中有對野心家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嘲諷，也有對追求自由獨立人格的推崇贊美。更特別的如內地的武俠片《神鞭》，主人公最后已經拋棄了武功，變成一個槍手，但“辮剪了，神留著”，去掉的是武俠的形式，留下的卻是武俠的精神人格，這部反武俠的作品實際上卻是一部武俠的精品。這和《七劍》所追求的，去掉武俠的形式而追求武俠的精神是一致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品，今天的觀眾未必能認同那種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但仍然贊美人在俗世生活中的高尚人格和犧牲精神，高貴的人格在任何時代、地域都同樣為人所稱頌，無論中西。富有的葉問忽逢亂世，為了家人填飽肚子而去做苦力，是高貴的。落魄的洛基忽然得到與拳王同臺比賽的機會，完全沒有取勝機會的他，堅持一定要自己在比賽結束時仍然站立在臺上，同樣也是高貴的，他們都能夠在觀眾中引發共鳴。武俠并不一定是天馬行空，同樣可以腳踏實地。武俠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應該是世界的，好的武俠片不應只有中國人看得懂，更應像李安的《臥虎藏龍》那樣獲得全世界觀眾的認同。理解了這一點，中國的武俠電影才能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