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中國藝術報》“鐘鼓樓”專欄刊發了評論文章《農民工閱讀量高的喜與憂》，就最近一項關于“文學閱讀與文學生活”的大型調查進行分析，指出農民工閱讀量高于一般國民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們日常文化生活貧瘠、可選擇的娛樂方式少。這是有道理的。不過，調查中還有一項結果吸引了筆者的目光，那就是新文學作家中擁有最多農民工讀者的，不是當前獲茅獎的，也不是當代文壇上叱咤風云的，而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紅火的趙樹理的小說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為什么是趙樹理和路遙？文學的經典化需要一個過程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深入發掘，原因卻不止于此。

　　是當代文學中缺乏好的農村題材作品嗎？好像不是，我們不斷有農村題材作品問世，且在業界口碑良好，瞄準農民工的“底層寫作”也興盛一時。那么為什么當下農村題材寫作卻與農民（工）閱讀無甚關聯？大概是出在作品的寫作立場上。很多農村題材作品的寫作并不是寫給農民閱讀的，而是給文學界評論界賞評的，所以他要用很多絢麗的文學技巧，或是兜著圈子講故事，或是將文字當作變戲法，總之是，你讀不懂、讀起來費力，那就對了。

　　這還不算多大的問題，因為文學本身需要藝術性，更大的問題在于情感的悖離。作家們對于故鄉、對于農村抱有的愛是真實的，然而在寫作過程中就會出現各種偏離本心的問題，比如一些作家因離開故土后對故土進行反思時不經意間就變成了居高臨下的審視，自以為視界更開闊，實則脫離了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比如一些作品不描寫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反而以奇聞異事為噱頭，編造出很少能在農民身邊出現的所謂農村奇人，以此博取非農民讀者的眼球；一些作品不能抓住最能體現農民感情的當下的生活事件，卻致力于將時代背景擱置到幾十年前，虛構出某個大家庭里的恩怨盛衰，完全看不到近年來農村在現代化變革中經歷的陣痛與所取得的成就；等等。并不是說這樣寫就不能出好作品，而是說這樣的寫作可能無法貼近農民（工）們的真正的感情。

　　反觀趙樹理和路遙的作品是怎樣的？作家們比筆者或許更了解，他們是扎根于農民之中，所寫素材都來自于真實的生活。路遙采用的是最普通的現實主義筆法，趙樹理甚至都是大白話，夾雜很多方言，不炫技巧，真正與農民語言是一體的。就他們寫作的內容而言，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都似從生活中信手拈來，寫的就是身邊的鄰居、鄉親家里的事，且都以輕松筆調為主，讀來分外歡樂。路遙的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的正是農村現代化道路上農村青年們所面臨的選擇和精神上的困境，且極具勵志色彩，恰與農民工們的心境相契合。他們也都擅長塑造鮮活的人物，從這些豐滿靈動的人物身上，讓農民工讀者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所經歷過和正在經歷著的一切，他們怎么能不產生共鳴并喜歡呢？

　　不過，無論是趙樹理還是路遙，他們的作品在評論界的總體評價并不是很高。那又有什么關系呢？一部作品的優劣與否，衡量標準不在于拿了幾個獎，真正的好作品首先要貼近大地和人民，要得到他的寫作對象的承認與喜愛，要給讀者真正帶來助益，比專家贊譽更可靠的是它在普通讀者中的口碑。當下的農村題材作品，或許應該放下一些姿態，作家們應該認真地看看他的寫作對象，不要迎獎而上，而是聽一聽讀者的真正心聲，這樣也才能真正地反映和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