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記憶

　　“這十年，我參與，我幸福”

　　—— 一個文保志愿者眼里的十年

　　出了天津火車站，穿過解放橋，就進入了天津租界時期最重要的道路——解放北路，從這里可以隨意走入老英租界的五大道、日租界的街區。

　　“我喜歡邊走邊聊，沿途看到的很多地方，我都可以講一些故事。”穆森指著那些老建筑說，“不僅是老建筑的歷史，更多的是曾經發生在它們身上的，如何保護它們的事。”

　　穆森，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文物保護志愿者。從2003年起開始參與建筑遺產保護工作。他和朋友們組成的天津市建筑遺產保護志愿者團隊，幾乎走遍了天津所有的歷史區域，為眾多鮮為人知的歷史建筑爭取到了依法保護的身份，舉報了近百起非法拆除、破壞文物、歷史街區及歷史建筑的行為。2008年他所率領的志愿者團隊獲得首屆“薪火相傳”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杰出貢獻獎，2009年穆森獲得2009年度文化遺產保護杰出貢獻獎。

　　說到做文保志愿者，穆森的思緒回到1999年。當時天津的估衣街正在動遷。“當時忽然感覺，這里有一天會消失，……于是每天到這附近來看的步伐。這條街漸漸變樣了、消失了。”一種痛徹心扉的情感刺激著他。“真正的人生，除了溫飽，還要去承擔一些社會責任。”穆森說，“我覺得我見證了一切，我應該去做。”

　　困難肯定不少，“干文保，沒有困難反而不正常了。”說得很輕松，包含的卻是刻骨銘心的苦和難。剛開始，舉報文保破壞，最多時他每天要走六個部門，被來回踢皮球。后來甚至打電話一報自己的名字就會遭到對方的奚落挖苦。

　　無私付出終有回報。在天津五大道保護成功之后，穆森繼續向市領導反映中心公園歷史文化街區不執行整體保護的問題。當時沒有得到任何回復。后來他因保護五大道獲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人物”。在領獎回來的火車上，接到通報市領導對中心公園保護的決議。回到天津時，下著瓢潑大雨，他趕到中心公園現場，親眼見證有人出去，把拆遷指揮部的牌子取下來，換上了綜合整治指揮部的牌子。“雖然全身都被淋透了，但心里是暖的。”他說，“那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場景，而且這種場景近些年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之所以能夠堅持十年，穆森說，除了自己的執著，也離不開群眾的信任與支持。幾年前天津市級文物保護文廟的兩個牌坊被非法拆除，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當時為了取證必須進入現場拍照，但現場工人強力阻撓，并要搶奪相機。文廟對面有個大型商場，商場的保安見他被工人圍堵，便主動把他帶到商場的樓頂俯拍取證。由于和歷史街區的居民保持著密切聯系，大家都很信任他。后來只要社會上對他有非議，總有居民打電話來告訴他：我們全家都支持你。你做的是好事。“幾句樸素的話，對我很重要。”

　　走累了，隨意找了家茶館坐下，看著窗外的歷史建筑和人來人往，穆森習慣性地用手擋住嘴巴，似乎陷入思考。回想自己十年的文保之路，他最大的感觸是——變化，全社會對文保的理解與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年前，拍攝老房子，有時居民還會不理解；十年后，拍攝老房子，居民會熱情地把你請進屋。甚至五年前，到政府部門反映文物保護問題，接待人員首先會問，你和這房子什么關系。今天，志愿者已經被國家文物局譽為“全社會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生力軍”。

　　穆森說，其實我國政府一直都在提倡和鼓勵公眾參與文物保護。早在1956年，《國務院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中就要求，必須發揮廣大人民群眾愛護文物的積極性，“使保護文物成為廣泛的群眾性工作”；1982年出臺的《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都有保護國家文物的義務。

　　有了以上的基礎，公眾參與在這十年中取得了最蓬勃的發展。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的“轟隆”聲中，公眾所表達出的保護聲也越來越強勁。十年前，天津老城還在以危改名義進行拆遷，很多居民手中沒有相機，只能在深夜中走街串巷，他們將這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刻在記憶中，希望能在夢中找到回家的路。十年后，面臨同樣的問題，居民手里不僅有了相機，更有了從2002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2009年《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國家文物局關于進一步發揮文化遺產保護志愿者作用的意見》，所體現出的對公眾參與依法保護文物的空前重視。“這十年，我參與，我幸福。”穆森如是說。

　　從不被理解、不被重視，到如今被譽為“全社會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生力軍”，穆森和他的團隊這十年的文保之路，也是全國文保志愿者已經或正在走的路。從他們身上折射出的，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挑戰與機遇并存、困難與輝煌共生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