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后，諾獎評委馬悅然、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都來到中國。兩人都是為了推廣自己的書來的（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埃斯普馬克的七卷本小說《失憶》首部），但拋向他們的問題幾乎都是關于莫言的。23日上午，埃斯普馬克和《失憶》的譯者萬之與幾家媒體的小型見面會，基本成了“莫言專場”，所幸，作為一名作家與文學評論家，埃老的回應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熱”，回歸到文學本身。

　　魯迅曾謝絕諾獎提名

　　林語堂、劉半農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沈從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單”。

　　記者：外界有很多傳聞說中國作家魯迅、老舍和沈從文都差一點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你能和我們具體說說背后的故事嗎？

　　埃斯普馬克：是的。我們確實討論過魯迅。問題是，在二戰以前，沒有來自東亞國家的提名。后來賽珍珠提名了林語堂，還有一個很好的中國學者、人道主義者劉半農也被提名了，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人們并沒有將他看成一個作家。

　　我們最先考慮的是魯迅。當時瑞典著名的地理學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動人。他們找到劉半農去問魯迅，魯迅說我不想得獎，我還不夠格。魯迅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后來他去世了。

　　記者：魯迅被提名的時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馬克：他沒有被提名，是我們去問他的。你看，這就是問題所在：提名不夠，許多好的作家都沒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筆會、作家協會、前諾獎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選人，但是許多好的作家沒有被提名，然后諾獎評委會自己會提名候選人。

　　后來，沈從文被提名了。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諾獎有一個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運的是，總是會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幾年前馬悅然告訴上海的一家媒體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我想如果他沒有在1988年去世，他會獲獎。在5人名單上他是評委最喜歡的一個。

　　諾獎從無“政治企圖”

　　沒向瑞典駐華使館詢問過老舍，文學院從不聽命于政府。

　　記者：老舍呢？外界也有關于老舍的傳聞。

　　埃斯普馬克：關于這件事我無法回答你們。我能告訴你們的是，瑞典學院在上世紀60年代有關于好幾個日本作家的討論，他們請了四位懂外國文學的專家，這個討論持續了7年，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人去世了，最后川端康成得了獎。

　　萬之：確實有傳聞說，因為當年中國處于“文革”時期，瑞典學院在1968年給瑞典駐北京大使館寫信詢問老舍的情況。

　　埃斯普馬克：不對。我們很小心，基本不會和任何政府機構接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瑞典學院是完全獨立于政府的。它不會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會接受政府的一分錢資助。政府也很高興這樣，這樣它就不用為學院的任何行為負責，因為學院做出的很多決定一些政府可能會不喜歡。我可以舉一個例子：1970年我們在討論索爾仁尼琴，這是我知道的瑞典學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館聯系，他們問駐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館如果把獎給索爾仁尼琴，會不會給他個人帶來人身危險。因為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獎，給他個人帶來了非常壞的影響，他不得不拒絕接受這個獎。瑞典學院不想讓這種情況重演，所以他們問瑞典駐蘇聯大使館，但強調只是考慮個人的風險而不是其他。大使館回答說索爾仁尼琴不會有風險，但這可能會影響蘇聯和瑞典兩國的外交關系，但瑞典學院回答，情況可能是這樣，但我們相信，索爾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選。這是瑞典學院不會聽命于外交部門——即政府部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我們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層面時，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政治企圖”（political intention)與“政治效應”(political effect)這兩個詞。一個國際性獎項總是會有政治上的效應，但是，這個獎背后從來沒有政治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