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增強創造活力，需要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開創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在“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中，經濟建設對文化建設的驅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文化建設又在社會建設中肩負起重要的擔當并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不僅要謀民生之利，解民生之憂，而且要舒民心之郁，暢民心之意。社會建設的工作抓手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健全，這其中就包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是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但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眾也關心閑有所樂、玩有所趣、風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啟、情有所寄。人民大眾所需的這類公共服務，雖不是最現實的利益但卻是最基本的權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

　　增強文化創造活力，一個重要的衡量尺度是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建設實際上是社會建設的重要構成部分。我們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目的是引領社會思潮和凝聚社會共識；我們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目的是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社會風尚；我們要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目的是讓社會生活更文明、更體面、更優雅、更高尚。與之相關，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格外關注生態文明，格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有著特別濃厚的家園意識和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的家國情懷。在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生態與社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理想的生態如“世外桃源”甚至成為人類社會尋覓的“烏托邦”。可以說，文化建設通過在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已經深度地將生態文明植入到社會建設之中了。

　　六、增強創造活力，需要落實為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的增強，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文化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其實最終體現為民族的“集體人格”。為什么我們的先哲要申說“以文化人”，就因為“集體人格”關乎文化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當今的文化建設，豐富人民文化生活也好，保障人民文化權益也好，提高人民文化素質也好，都是為著重塑“集體人格”。如果說，上世紀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化先鋒致力于“改造國民性”的話，我們當下的文化建設一定要以“提升國民性”為擔當。我們處在一個“文化”無處不在、無處不說且無處不火的時代。有仁者說，這是一個文化“祛魅”的時代，是文化從文化人書齋里走出來、回到人民大眾生活中從而煥發朝氣永葆青春的時代；也有智者說，雖然我們置身于一個文化建設熱氣騰騰的時代，但這種“泛漫化”的熱浪替代不了認真嚴謹的文化創造，更無法替代經典的培育和大師的孕育。

　　事實上，我們所處的文化時代是一個呈現為層次多樣、層次認同和層次攀升的時代。在“以文化人”的意義上來說，對文化人格的層次攀升或者說不斷提升，可以有文化素質、文化水平、文化涵養和文化境界四個層次。文化素質是對一個人有無文化進行評價的基礎層次，這其實也意味著它是一個社會文明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之上，文化水平關乎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認知能力和創造能力，這個評價超越“文化有無”而進入“文化高低”的層面。文化涵養作為對一個人更高層次的評價，提升到對人的品格和格調的關注，它是一種內涵的養成而不是外表的矯飾，它不僅需要知識的學習、能力的培養，往往更需要情操的陶冶，它是一種文化人格，更是一種道德人格。文化境界作為最高層次的人格評價，對于大多數文化人而言，其實也是源自人的文化良知的一種追求——是屈原所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果說文化涵養關乎“文化底蘊厚薄”的問題，文化境界關乎的則是“文化胸襟寬狹”的問題，它是文化人格的最高追求。文化人格的層次攀升本身就是創造活力的有效呈現。推動文化發展需要增強創造活力，是因為我們期待的“大繁榮”是文化生產力快速發展的繁榮，我們期待的“新高潮”是文化創造力充分涌流的高潮。對此，我們不僅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更有對加強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黨的領導的自信，有對自強不息、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