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從文化的角度看，是在政治和經濟巨大變革的同時艱難探尋文化現代轉型的進程。郭沫若是這一探索過程中一位可敬的先行者、先覺者。他從小受傳統文化熏陶，又從西方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啟了一代學術新風。

　　在1923、1924年前后，郭沫若發表了一批早期文化論著，集中闡述了他對東西文化爭論和中國文化發展的見解，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超越東西文明二元對峙的思維定勢。對中西文化精神，不同意以“一動一靜”來區分，而認為中國固有精神與希臘思想同為入世的、動態的、進取的，尤其肯定先秦儒家思想富有這種精神。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懷有自尊與自信，不徹底割裂、反叛傳統，而是在東西文化匯通中揚長避短、擷取精華。

　　具有鮮明開放意識。主張在東西文化之間“開出道路”，在新舊思想之間“折沖樽俎”，以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和超越，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轉化。主張“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強調不能閉關自守，而應在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同時，深深吮吸西方科學精神的營養。批駁那種“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了，東方精神文明是救世福音”的盲目、籠統的論調，把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文明區別開來。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接受馬克思主義，把唯物史觀的見解看作“解決世局的唯一的出路”。首倡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在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興奮地宣稱：“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積極向儒家文化中尋找同馬克思主義的契合點，比照孔子大同思想與共產主義的共同點。后來的事實說明，馬克思主義較容易為中國人接受，確有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契之處。

　　提倡創新與“和而不同”。針對當時關于國學的爭論，既反對“籠統地宣傳國學”，又批評“籠統地排斥國學”，認為當時的“整理國故”充其量“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創造”。強調要推動一個時代文化的進展，學術應重在“新生價值的創造”。

　　上世紀20年代前半期，郭沫若還處在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時期，他的某些具體論述還有不成熟、欠準確的地方，但他的總體見解確實視野開闊、立意高遠，可以說是代表著當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郭沫若的見解和思考，來自他匯通東西文化的實踐體悟，又成為他在文化思想上與時俱進、繼續前行的原點，成為啟發他在學術上執著創造、開拓新境的前提。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今天，我們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郭沫若愛國愛民的堅貞情懷、推陳出新的開拓魄力、鍥而不舍的鉆研勇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