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在由《中國作家》雜志社、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主辦，中國電影文學學會、《作家文摘》協(xié)辦的“2012·文學與影視高峰論壇”上，艾克拜爾·米吉提、陳旭光、戴錦華、王朝柱、王興東、柳建偉、饒曙光、李道新、邵燕君、崔曼莉等50余位學者、編劇、導演、制片人、作家對文學與影視的關系進行探討，擺起擂臺，熱議——   

　　“娘家”：文學是影視的母體，文學性永遠是電影的靈魂 

　　在近日熱播的電影中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幾部電影均改編自文學作品，結果卻各不相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編自加拿大作家同名小說，好評如潮，票房大賣；《一九四二》與《王的盛宴》同時上映，前者改編自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后者故事來自《史記》，一個獲得掌聲的同時也有噓聲，一個則口碑與票房皆差。而電視劇方面，也有不少文學作品改編電視劇引發(fā)收視熱潮的案例，比如電視劇《浮沉》等。有人認為，好的影視作品源于文學，而據(jù)此看來，文學與影視間的關系大概沒那么簡單。

　　文學的壽命已經(jīng)有幾千年，而影視才幾百年。影視評論家李準指出，中國電影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代表電影高潮的（劇作家）是由文學家走出來的。青年評論家肖驚鴻做過電視劇從1958年到2008年50年來的文學改編情況梳理，從第一部《一口菜餅子》起，文學作品在電視劇中的身影頻現(xiàn)，而文學對影視的重要作用也基本成為共識。

　　“我做電視劇，但是很少看電視，因為一打開，很多都是沒有文學性、缺少情懷、甚至沒有常識、胡編亂造的狗血戲，讓人很頭疼。”編劇全勇先大概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從事影視編劇工作十年的他，覺得影視作品所有環(huán)節(jié)都出了問題，比起歐美韓日劇，我們的電視劇藝術水準差很多，而這種差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學性的缺失，是情懷的缺失，以至于打開電視，展現(xiàn)的多是一堆爛生活，看不到境界的提升，也不能給人美的享受。前一段時間，全勇先編劇的《懸崖》熱播，他坦言，這部作品也是他堅持的結果。最初他出了6集劇本時，很多制片公司看了很擔憂：你這個太文藝了，開場20分鐘了還沒有殺人放火，這種戲觀眾能愛看嗎？到了片子剪出來之后一次試片會上，放了開頭一集、中間一集和結尾一集，在場好多專家都不看好，說節(jié)奏那么慢，弄那么文藝，不夠刺激。全勇先有自己的堅持，認為像好萊塢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一樣，戰(zhàn)爭題材片里也應該有文學性和情懷，“正因為有文學上的精神，才不是一個簡單的打斗片”。在一次和好萊塢編劇麥基的私下交流中，全勇先請教麥基：你怎么看中國電影？世界電影的未來如何？麥基認為，全世界的電影都不太會講故事，但是他堅信文學性永遠是電影的靈魂，這個代表著世界電影的未來。

　　無論是從文學作品改編，還是從電影應具有文學性來說，文學都是電影的母體，不少“娘家人”持這樣的觀點，這也近乎成為常識。編劇熊源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有太多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作品，而且非常成功，但是沒有一個影視作品改編成文學之后成功的。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狀況呢？這大概也可以視為對“母體”的一種解釋吧。

　　“婆家”：影視與文學是不同的行當，是擰巴的婚姻 

　　“在我看來，或許文學和影視確實是兩種行當和兩種媒體。因此，他們應該有自己的美學，有自己的時空觀念，也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道新的觀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電影有自己的文本，有自己的作者，有自己的內心，正如他所言，在大量杰出的電影作品來自于杰出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同時，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卓別林、希區(qū)柯克、卡梅隆等他們的作品不是來自于文學、甚至不是來自于文學性的東西。在李道新看來，我們強調對電影故事和深度的理解，實際上是建立在電影的故事和深度可以脫離畫面和聲音獨立運作的假設之上的，因而是有問題的。他指出，在薩特及一些哲學家有關電影的論述中，更多地是把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媒介、獨特的時空原創(chuàng)，電影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時空觀念和美學觀念。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時空創(chuàng)造不僅改變了文學，也改變了人類的認知。

　　“文學和電影不是天然存在的狀態(tài)，而是相當緊張的狀態(tài)。”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電影文化研究所所長戴錦華道出這樣一個被很多人忽視了的事實：一般而言，好小說改編不出好電影，通常是中等偏下的文學作品容易改編成好的電影作品。因為從文學到電影其中存在著觀眾的認同障礙，好小說流通廣泛，電影要跟所有觀眾的想象去競爭，是悲慘的狀態(tài)。《白鹿原》的流傳度和改變命運就證明了這個觀點。不過，文學改編中存在著一種認同經(jīng)濟學，小說的流傳為電影帶來一些預期的觀眾，帶來未來的票房保障，而且有可靠的故事在那里，電影敘述可以有依托的核，所以文學和電影就這樣糾結擰巴地結合在了一起，戴錦華打比方道：“不那么幸福的婚姻，經(jīng)常也是最容易形成的婚姻。”

　　中國制片人協(xié)會常務副秘書長張明智經(jīng)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們經(jīng)常會看到很多文學性很強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不好做畫面語言轉換而不得不放棄，而有一些文學功底不那么扎實的作家恰恰語言簡練，給影視改編二度創(chuàng)作留下很大空間，反倒成為搶手貨。

　　戴錦華之所以認為電影與文學擰巴，原因之一是電影的數(shù)碼化。她指出，今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柯達公司的消失是一個信號，意味著電影將全面數(shù)碼化，電影的介質不再是膠片，關于電影的敘事語言前提被改變。戴錦華曾聽到一位好萊塢的制片人和一位中國數(shù)碼公司的老總不約而同地說：電影跟故事無關，電影是影像，講故事是電視劇的事。在她看來，隨著膠片的死亡，膠片媒介變?yōu)閿?shù)碼媒介，影視雙向流動變得非常迅速，媒介障礙逐漸變成媒介共同，故事重要與否成為一個問題。而中國市場到后年將向好萊塢市場全面敞開，有人說這將會與狼共舞，而也有人說既然知道是狼，為什么還和它游戲呢？戴錦華認為，大限到來的時候，中國電影要勝出憑借的不是跟好萊塢競爭數(shù)碼，如果中國數(shù)碼服務于好萊塢似的電影，中國電影仍將會死亡，而反其道而行之，憑借故事的文化價值才是緊迫的問題，是贏得生存之道。

　　這與中國電影資料館館長饒曙光的觀點不謀而合。饒曙光帶領的一個工作小組研究最近三年好萊塢主流電影，發(fā)現(xiàn)美國正在借助高科技重新定義現(xiàn)代電影，將其他國家排斥在現(xiàn)代電影生產(chǎn)之外。同時，美國電影越來越游戲化，越來越不再講故事。因而，他認為，好萊塢放棄和忽視的可能恰恰是中國電影的增長點，是中國電影生存發(fā)展的有效空間。　

　　家和萬事興：文學與影視優(yōu)勢互補，都有內在的發(fā)光體 

　　好的電影一定要有好的文學基礎，好的文學基礎不能夠自動生成好的電影，文學向電影的轉化涉及多種力量的博弈。——饒曙光的話正好解釋了我們開篇提到的為什么幾部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效果卻不同。在“娘家”和“婆家”的爭論中，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堅持文學與電影關系親密還是分屬不同藝術種類，在電影應重視講故事也即文學性方面雙方的觀點達成基本一致，也有一些與會者明確表示文學與影視是互補的，呈現(xiàn)出一幅“家和萬事興”的景象。

　　作家曉航同樣認為影視跟文學完全是兩個行當，影視用鏡頭表述世界，文學用語言表述世界；影視是多團隊的商業(yè)協(xié)作，而文學只一個人就夠了，它只關注自己的心靈。不過，他更強調文學與影視可以優(yōu)勢互補，互相學習。影視向文學學習什么？其一，在世界觀層面，影視應該學習文學思考人的本質的問題，比如死亡、孤獨、自由、生命的意義。其二，在方法論層面，文學具有敘事、描寫、人物塑造、情節(jié)安排、心理描寫等方面的優(yōu)勢，這些都值得影視來學習，很多電影都缺乏邏輯，不能做到敘事流暢。文學向影視學習什么？曉航說到，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劇本覺得味同嚼蠟，但是看這部電視劇的時候卻津津有味。因而，影視很多手段來源于文學母體，但影視很多手段不能用于文學中去，影視如此吸引人，文學最終只是要應對影視的挑戰(zhàn)，只能向人類精神更深處開掘，激發(fā)更多想象力。

　　劉震云曾在采訪中說他的文學作品經(jīng)過影像改編之后，好像坐上了火箭；《白鹿原》不管電影改編得滿意不滿意，至少擴大了文學的傳播。編劇張衛(wèi)以此為例認為，電影跟文學“結婚”之后，肯定是互相得益，文學借影像傳播，影像借文學而深刻。他也強調，兩者“結婚”之后，要給改編松綁，而以觀眾的方式選擇和改編原著是與好萊塢電影抗衡的重要產(chǎn)業(yè)戰(zhàn)略步驟。編劇趙大河則指出，不論是文學還是影視，反映的都是人類存在的境遇和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思考，同時，兩者都是敘事的藝術，好的作品都有內在的發(fā)光體，會發(fā)出一種光，這種光就是一種精神、一種溫暖。而文學和影視需要傳達正確價值觀，讓人們關注生命、思考自己，給人關愛、給人溫暖、給人希望，傳播真善美的情懷，這也是此次高峰論壇會議所達成的共識之一。無論是“娘家”還是“婆家”，大家共同希望看到的，是文學和影視“婚姻”美滿、共謀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