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作為一門藝術，是非常抽象的。在音樂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譯，而且彈性非常大，可以進行多種解釋：一個高興的人可以從中聽到讓他高興的音符，一個悲傷的人即使讓他聽一首歡快的樂曲也會聽出眼淚。在聽同一首音樂時，不同年齡、不同學識修養和不同階段的人，完全會聽出不同的感受。

　　文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

　　好的文學不應該是清澈透明的，不應該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好的文學應該有其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曖昧性。它應該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讀出自己，它也應該讓每一個讀者隨著時間、隨著閱歷、隨著各方面的變化而從同一本書里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小說不是一目了然的，希望寫出具有最大彈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說，過去我一直在追求這樣的藝術風格，但迄今還沒有完全達到。

　　其實，做人也是這樣，如果一個人沒有人議論和批評，這個人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一個人之所以被很多人評論，就是因為他身上帶著非常復雜的特質，因為這個人很難定性，因為這個人比較豐富。我就是一個比較豐富的人，所以成為了很好的“范本”，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解讀我，或者是虛假的歪曲、或者是正確的理解，但無論哪種解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這讓我看到了無數自己看不到的側面。

　　還有一個問題同樣值得思考。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小說被翻譯成外文廣泛傳播，但這涉及一個問題——作家創作的出發點：作家到底為誰寫作？為自己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如果是為讀者寫作，到底是為中國讀者還是為外國讀者？小說翻譯成外文需要譯者，那是不是可以說作家是為翻譯家寫作？

　　這種為翻譯家寫作的趨勢絕不可取。盡管文學走向世界必須經過翻譯家的翻譯，必須經過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果想著翻譯家，那勢必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大打折扣，勢必為了翻譯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難度。因此，作家在寫作時，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萬別想著翻譯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記翻譯家。只有如此，才能寫出具有自己風格、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說來。

　　而對于諾貝爾文學獎，不要小題大做，此前無論在高密、北京，還是瑞典，得知獲獎的我心里一直很平靜，甚至有一點點歉疚，其實在全世界、在中國有許多優秀的作家都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他們之所以沒有獲獎僅僅是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我也寄希望于未來：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作家能夠再次出現在瑞典，再次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

　　(此文系莫言在北師大接受教授聘任儀式上的即興演講　趙婀娜、劉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