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民間調查顯示，廣州已有三四千個老地名在城市變遷中流失了。文史專家黃淼章呼吁，盡快開展老地名普查，建立老地名名錄，出臺保護老地名細則，以拯救羊城的歷史記憶。上海市政協委員姚卓勻痛惜，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大拆大建，使得不少老地名已不復存在，“這些老地名可都蘊含著上海的歷史軌跡和文化傳承。”

　　有的地名“老”了，鏟土機轟鳴，不容商量將其“葬送”；有的地名“舊”了，往往被視為“不吉利”而被迫“下崗”；有的地名一“誕生”，就扮演著“狐假虎威”的故事……

　　地名，變得傷痕累累。

　　“某些傳統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攝影家張祖道今年91歲高齡了，他畢業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曾是一名記者，喜歡在北京城區轉悠，有些地名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腦海里。例如，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條趙登禹路，那是紀念盧溝橋保衛戰中壯烈殉國的民族英雄趙登禹。另外，宣武門內有一條佟麟閣路，也是為了紀念抗日將領佟麟閣。張祖道說：“這些地名都是鮮活的歷史，很沉重，在告訴我們歷史并沒有走遠。”

　　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曾經明確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在青年作家付秀瑩看來，地名不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符號，更包含了豐富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她表示：“有時候，毫不夸張地說，某些傳統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長許啟大曾和同事一道撰文指出，地名隨著人類語言的產生而產生，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豐富、完善。人們不僅將自己的美好愿望融入地名中，而且將自然景觀、人文特色等以地名的形式鐫刻進歷史記憶中。他表示，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化也通過地名得以傳承、發揚。例如，看到“納木錯”、“扎加藏布”、“娘曲”就知道是藏語地名。

　　“要改，可以，但是要講個道理，而且不要講歪理” 

　　也有一些人往往無法跟地名“和諧相處”。

　　河北省民俗文化協會會長、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袁學駿袁學駿認為，傳統地名經歷過歷史、文化的積淀，與民風民俗、百姓心理緊密相連。就日常生活而言，地名一旦固定下來，讓老百姓好找，好查詢。倘若采取行政手段，突然之間讓這些地名消失了，或者改得“四不像”，這就等于把根切斷了，讓當地居民不舒服，內心難以接受，“地名都帶著情感的溫度，你就是要重新‘另起爐灶’，而且這個‘爐灶’還不如以前的，情感的溫度自然就涼了下來。甚至讓老百姓有逆反心理，你改地名跟他們沒有關系，他們的嘴邊經常說的還是之前的名字。”

　　張祖道認為，凡事不能“一刀切”，不能簡單地把傳統地名視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改不得。關鍵是怎么改，“要改，可以，但是要講個道理，而且不要講歪理”。

　　現在的問題是，一些地方熱衷于更改地名，理由恰恰都是歪理。例如，河北省完縣原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堅固”之意而得名，但曾經因為有外商認為“完”是“完蛋”之意，而更名順平縣。江西鄱陽縣一度僅僅為了簡化書寫方便，而改為波陽縣，致使“鄱陽”這一有著專指功能的語意頓時“風飄云散”。后來忍不住又“折騰”了一回，恢復了鄱陽縣的稱謂。

　　“沒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國接近，很幼稚，沒意思” 

　　張祖道覺得自己被時代拋棄了，“現在出門，眼前一抹黑，好多都是洋的東西，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跟我的記憶對不上。”他認為，盡管地名不是“老虎的屁股”，但也沒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名字上想跟外國接近，感覺這樣才顯得有派頭，“很幼稚，沒意思”。

　　付秀瑩說，地名洋化、西化，是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漠視和傷害，也是文化不自信和不自覺的一種特定的表現。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原所長劉保全曾經表示，在我國城市地名的命名中出現了盲目崇洋和照搬外國文化模式的傾向，如一些商品住宅區和大型建筑物的命名中出現了一種歐化、洋化傾向，完全丟棄了對中華優秀地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劉保全說，有必要大力傳承中華傳統地名文化，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念引導地名命名更名活動，并積極應對世界多邊思想文化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