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1911-2009）是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2005年，這位科技帥才在溫家寶總理登門拜訪他時，對中國的教育和科技發展提出更高期待：“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科技創新人才？這便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其實，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術界曾廣泛關注過“李約瑟難題”：盡管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但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和工業革命都起源于歐洲，而不是中國？

　　相比而言，英國人李約瑟（1900-1995）只是對世界史上已經發生了的事實不能釋懷，隨之提出了一個“虛擬”的問題。“錢學森之問”則是一個為中國科技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針對中國科技和教育發展的現實提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問題。盡管李約瑟和錢學森是同時代人，但李約瑟鐘情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錢學森則獻身于中國的航天事業。李約瑟的研究幫助人們了解中國的過去，錢學森的事業卻直接影響了中國的現實，“錢學森之問”則直接針對中國的現實，其思考的鋒芒則指向了中國的未來。

　　要解答“錢學森之問”，肯定離不開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坐標。在歷史文化的大背景里，“錢學森之問”只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困境的一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確有創新的理念，如商代的開國君主成湯就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盤銘》，《詩經·大雅·文王》則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傳統文明幾千年的發展，確實有引人注目的科技文化成就，還創立了中央集權和科舉制，但社會歷史卻始終處在一種治亂循環之中，不能產生西方那樣的科技革命，這也讓李約瑟感到不解。晚清以來，中國面臨西方文明的挑戰。為應對這種挑戰，洋務派興辦實業，但在甲午戰爭中敗給了后起的日本。此后戊戌變法未成，隨之發生辛亥革命，打造了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但中國仍不能擺脫內憂外患，當時便發生了新文化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則模仿了前蘇聯的體制，但在這個體制內又發生了文革動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總量持續增長，卻出現了環境污染、少數官員腐敗等社會問題。

　　從直接層面看，錢學森之問涉及學校培養人才的模式，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辦教育的問題。但教育在任何社會體系中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脫離不了社會文化的大環境。所以，如何辦教育自然要涉及到由誰來辦教育的問題。擴而言之，錢學森之問實際上關聯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和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問題。或者說，錢學森這位系統科學家提出來的疑問，其實也正是一個大系統問題。當年錢學森在溫家寶總理面前提出這個問題，自然是想首先引起國家領導人的重視，當然也想讓更多的中國人都來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

　　平心而論，如果我們有歷史的眼光，就應該看到中國人自晚清以來已經開始從不同角度求解這個問題，而且曾經求得了一些階段解和部分解，只不過是還沒有求到完整解和滿意解。此外，在求解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繞了不少圈子，換過幾次思路。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基礎太差，好多基本概念一開始就沒有搞清楚，但卻對答案有很迫切的追求。幸而中國人始終沒有放棄求解的努力，其代表人物可以從嚴復（1854－1921）算起，一直到錢學森，他們的一生一直在實踐，也一直在思考。

　　值得欣慰的是，如果比較一下今天的中國和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甚至50年前的中國，我們也會發現，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當然，我們今天最重要事情，是如何繼續求解錢學森留下的世紀之問。對此，我們也許可以肯定，“錢學森之問”的滿意解答，蘊含在中國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中，要找到它就需要在各社會領域進行探索和改革。在這方面，“錢學森之問”必然會伴隨中國的發展，始終啟發人們的思考和創新。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