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言

庫 切 侯少卿攝

　　4月3日下午，中國現代文學館內，莫言和庫切分別朗誦了自己的作品《生死疲勞》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現場掌聲不斷。為期兩天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拉下帷幕。

　　這里會集了多位中澳作家，中國的鐵凝、張健、李敬澤、徐小斌、莫言、李洱、劉震云、葉辛、李堯，澳大利亞的布萊恩·卡斯特羅、J·M·庫切、大衛·沃克、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蓋爾·瓊斯和安東尼·烏爾曼。

　　“文學與包容”“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文學的本土性與普遍性”“文化包容和文學體裁與閱讀”等話題，引起作家們的關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莫言和庫切一場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探討。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有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

　　莫言顯然已經有點排斥談諾獎的話題了，“如果我自己選，我肯定不選這個話題。”一上來，莫言就直言，這是一個讓他無奈卻無法逃避的話題。

　　莫言第一次知道這個獎項，源于1981年夏天讀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品選》。而與獎項產生聯系，卻是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學院演講時，提到了莫言的名字。

　　從此，每當一年一度的“諾獎綜合征”季節到來，莫言就不得不躲回老家高密。“我曾公開表示，如果你跟哪個作家有仇,你就造個謠言，說他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中國，一旦被封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來了。如果你想表達對某個問題的看法，你要小心，有人會批評你是用這樣的方式吸引瑞典學院的注意。”

　　從多年爭議到最終獲獎，莫言漸漸明白了諾貝爾文學獎被曲解的意義：“諾貝爾文學獎有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世態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鏡化的我。”

　　莫言認為，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文學獎，然后才是其他。它最根本的衡量準則是文學，這個獎項最根本的意義是它的文學意義。在瑞典領獎的十幾天里，通過與瑞典學院的院士以及瑞典各界的廣泛接觸，莫言深刻認識到：瑞典學院從來都是把作家的文學成就當成最重要的標志。許多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言，大多是一廂情愿的虛構。

　　而對于很多人認為的莫言獲獎對中國文學具有巨大推動意義，莫言并不認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項，可以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向前。文學發展最根本的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使然。從這個意義講，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的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如果把得獎當作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自己的風格，這樣的努力多半是南轅北轍。” 

　　現在，很多人關心莫言獲獎后的生活狀態，他說：“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就是盡快回到書桌前，寫出好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最好的發言、最好的回報。”

　　庫切：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是有局限的

　　庫切給人的感覺一貫是嚴肅而沉默的。有人曾說：如果請他出席晚宴，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個房間的生氣都給吞下去。現身文學論壇的他，依舊是一臉嚴肅地評論著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標準的局限性。

　　根據對諾貝爾本人對文學類型好惡的分析，以及諾貝爾遺囑中對文學獎的評選標準：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庫切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走到現在，“理想主義傾向”的評選標準是有局限的，這也讓瑞典皇家學院感到困惑和束縛。

　　庫切舉了三位獲獎者頒獎詞的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三個作家根本不是理想主義者，大家聽一下他們的授獎詞，首先是2004年的耶利內克，授獎詞說他的作品揭露了社會陳腐的思想；2001年的納保爾，授獎詞說他的作品驅使我們去認識那些被掩蓋的歷史真相；還有1969年的貝克特，授獎詞說在他的作品當中現代人從貧困的境地當中得到了鼓舞和提升。”庫切認為，這些與理想主義傾向相去甚遠。

　　“諾貝爾本人討厭左拉和一切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東西。在那個時代，瑞典最著名的作家是斯特林堡，也是一個左拉的追隨者。雖然瑞典皇家學院從1901年到1911年有11次機會給斯特林堡頒獎，但他們并沒有這樣做。至少在早些年的時候，諾貝爾獎并不是頒發給當時最偉大的作家，而是獲獎本人必須是世界觀和諾貝爾本人相容的作家。”庫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