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全唐詩話》，見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以詩吊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此詩使我想到了一個問題——什么叫做“文化名人”？靠什么才能成為“文化名人”？答案就在詩中：“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作品，在當時能夠如此深入人心，為國內外民眾所喜愛，并且歷經千余年至今仍然被傳誦，就是因為他的作品所產生的偉大精神力量已經化入中華民族的血液，流淌在世世代代炎黃子孫的心中。

　　因而，在文藝界，有了名作，才有“名人”——沒有名作，誰也炮制不了“名人”。徐悲鴻、齊白石等人雖已謝世幾十年，在國內外仍然享有崇高的聲望，究其底里，還是在于他們的作品。

　　但當前的美術界不是這樣。有許多把鍋底“炒”得發(fā)紅的所謂“名人”，除了有著一大摞不著邊際吹捧自己的文章，以及真真假假數不清的頭銜之外，人們再也弄不懂他到底有著什么樣的代表作品。

　　齊白石95歲寫給弟子胡橐的冊頁中說：“夫畫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從事於畫。”

　　有些“美術家”，為頃刻間出名獲利，不想像唐僧那樣去取經，而是采用商家促銷法，依靠各種媒體、出版物、與政要合影、虛假拍賣等手段，連番“轟炸”，不斷地爆炒自己。更有甚者，在城市的交通要沖、繁華地區(qū)、地鐵站、過街天橋，設置大型、顯眼的廣告、燈箱。

　　文人“炒作”，自古有之。關鍵是怎樣“炒”，“炒”什么？陳子昂買天價胡琴又當眾摔碎，只為吸引人們圍觀，好傳播自己的文學作品。陳子昂通過這樣的“炒作”，為自己制造了一次立功、立德、立言的機會。他之所以能夠達此目的，關鍵在于作品的底氣。

　　在時下，巨額資本決定著藝術市場，藝術市場決定著作品價格，作品價格決定著作者的社會知名度以及作品藝術價值的高下。有人通過市場運作，把非常平庸的作品標價為數十萬、數百萬，再披露于媒體間。借此可以陡然身價百倍。另一方面，有的作品價格，與作者的各種職銜成正比，卻不論藝術性高低，這也算是“中國特色”。

　　其實，作品的藝術價值與價格并不是總有必然聯系。法籍近代畫家梵高生前生活十分貧困，賣不出什么作品，死后，他被載入西方美術史，每件作品都是無價之寶。

　　可見真的佳作不需要“炒作”；不是佳作，“炒作”也絕對成不了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