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4年來的，進入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修復廠裱畫組。”坐在披麻掛灰，經桐油浸透后又上了大漆的裱畫案子前，徐建華快人快語，仿佛老將談兵，一切都在自如的掌控之中。他身旁，用于晾干裝裱后書畫作品的“大墻”從地面到屋頂，貫穿了整個房間，上面殘留著密密麻麻的各色紙頭，不知道有多少書畫作品，經過修復與重新裝裱，在這里煥然一新。

　　“雖然地處北方，但故宮的主要裝裱技法卻屬于南方的風格。”徐建華說著，小心翼翼地打開了一個布包，露出了幾把馬蹄形狀的裁刀。“這種刀是蘇州一帶裱畫所用的工具，與北方的豎刀不同，很‘吃紙’，比那些鋼口硬的刀子好用。”徐建華將趁手的工具看作自己的寶貝。

　　上世紀五十年代，故宮從上海請了幾位知名裝裱師修復重裝館藏的大量古書畫。徐建華剛來到這里時，這批老師傅陸續面臨退休，故宮急需盡快培養出一些接班人。正是有了這樣的機會，曾經在上海當兵，能聽得懂南方話的徐建華，成了有裝裱界“梅蘭芳”之稱的楊文彬的徒弟。

　　跟隨老師學習，徐建華最先學會的是敬畏。“故宮修復的書畫，都是孤品、絕品，稍有不慎，就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他至今記得，師傅楊文彬每次接到修復任務，就緊張得幾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主要是為了預判施工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濕水后會不會掉色，揭裱后畫心會出現什么狀況，補配的絹、紙應該用什么樣的。”

　　徐建華是個有心人，師傅坐在裱畫的大案前干多長時間，他就站在旁邊看多長時間。“師傅手快，要是不盯住嘍，許多重要的技巧就漏掉了。”為此，徐建華每天總是早早就到故宮，而自己家里的事情反而顧不上。為了學好書畫裝裱與修復的技術，徐建華一天也沒有離開故宮。推薦他去北京大學考古系學習，他放棄了；讓他去干校學習以便提干，他推辭了；提拔他擔任故宮科技部主任，他拒絕了。“一直到退休，我只干過13年裱畫室的科長。”徐建華笑著說。

　　在徐建華的眼中，書畫的裝裱與修復，亦大亦小，亦淺亦深。所謂“大”，如明人周嘉胄所言，“古跡重裱，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手而斃。”“你能說書畫重新裝裱不重要嗎？”徐建華說道。所謂“小”，像沖調漿糊的水溫，也要隨著四季的不同而變化。“漿糊生了或熟過了，都不好用。這些細節往往決定最后工作的成敗，因此要從小處著手。”徐建華深有感觸地談到。所謂“淺”，徐建華覺得裝裱的程序按部就班，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并不難學會。而所謂“深”，則是在書畫裝裱之中，包含了許多和書畫鑒定相關的知識。“裝裱需要判定作品所用紙張，宋以前用麻紙，宋以后用皮紙，從側面看發亮的則是竹紙。”徐建華告訴記者：“以手卷為例，為保護畫心上下所留出的絹邊，宋代時比較窄，清代時比較寬，這些裝裱樣式可以作為鑒定書畫年代的依據。”

　　作為書畫裝裱修復技藝的非遺傳承人，徐建華感到自己責任重大。近年來，他開始著力培養新人。“一年可能帶一兩個學生，從長遠看，帶出有年齡梯次的一支隊伍。”徐建華說：“這項技藝的傳承，也不能局限在故宮。我們也開始為其他地區的博物館培訓相關人員，甚至日本、韓國也有人到這里學習。”徐建華希望，通過這門技藝的傳承，最終能讓民族的優秀文化歷久彌新，那些絹、紙上烘染的煙云，能滋潤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

　　人物小傳 

　　徐建華，1951年生于北京，1974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從事古書畫裝裱修復工作至今。2012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書畫裝裱修復傳承人。（本報記者 殷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