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備受關注的錢鐘書、楊絳書信遭拍賣一事又起波瀾。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魏同賢致信媒體，發表了他于4日晚寫就的書面聲明，直指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因楊絳先生公開聲明而撤拍的三封信札中，兩封涉及他的信件“全系偽造”，無論是內容、筆跡還是時間，都破綻百出。

　　保利公司原定于6月3日在北京舉行“古籍文獻名家翰墨專場”。眾多拍品中，包括了“錢鐘書先生評‘《圍城》里的三閭大夫’文”“錢鐘書信札”“錢鐘書、楊絳致同賢先生信札”。在102歲高齡的楊絳先生以及媒體公眾的強烈反對下，6月2日晚，保利公司宣布撤拍。

　　在此前媒體披露的信息中，稱為“錢鐘書、楊絳致同賢先生信札”的，一封系錢鐘書與魏同賢交流《七綴集》出版情況，另一封則為楊絳先生與魏同賢“聊家常”，并談及《朱雯先生紀念集》。魏同賢說，得知有這樣兩封信時“大為驚訝”，“我從未接到過楊先生給我的任何信函，她是前輩，怎會突然和我敘起家常？信中講到《朱雯先生紀念集》一節，更不知從何說起，朱雯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輩作家、翻譯家，但因專業所限，始終緣欠一面，怎么會去寫紀念文字呢？”

　　另一封據稱是錢鐘書先生寄給魏同賢的信札，魏同賢說，從網上的影印件看，字跡與錢先生筆跡大相徑庭，“錢先生字跡圓潤俊秀，書卷氣濃厚，但該信卻筆力生澀，了無生氣，顯系畫虎不成之作。”內容更是離事實太遠。他告訴記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錢先生《七綴集》初版于1985年12月，再版于1988年2月，增訂本出版于1994年8月，錢先生緣何遲至1997年2月方才想起囑我購書，豈非時間難符？1994年年初，自己已卸編務，1997年年中正式退休，出版社的具體業務從不插手，又何來為錢先生代購書籍之事？

　　魏同賢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為出版錢鐘書先生的《七綴集》曾與之頻繁通信。這些書信因為大部分涉及公事，都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歸檔。僅有幾封信屬于兩人私人通信，如今珍藏家中，“我絕對不會拿出來拍賣，絕不會拿這些書信去謀利。”對于此次錢楊書信遭拍賣，魏同賢表示憤慨：“公民的個人通信帶有相當的私密性，它與其他文化作品不能同等對待，這一點早成學界共識，作為交易機構之一的拍賣公司，對此理應尊重，在交易過程中應當采取相應措施，比如用一定方式聽取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意見，以防止作偽、泄露私密事件的發生，裨便良好社會風氣的營造。”

　　魏同賢說，6月4日他已致函北京保利拍賣公司，要求了解送拍人姓名信息，不排除會采取進一步措施，以追究損害其名譽權的法律責任。（記者顏維琦、曹繼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