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緣（漫畫） 　徐鵬飛

　　當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使各民族文學的本土性成為作家焦慮的問題。本土性、民族性是與全球化、現(xiàn)代性相對的概念。所謂文學本土性，是指文學內容與形式與其所產生的本土的現(xiàn)實關聯(lián)性以及本土文學的獨特個性。我國五四新文學無論是精神面貌還是文學形式，都極大地區(qū)別于中國本土的傳統(tǒng)文學，新文學以來的中國小說的觀念、敘事方式、場景營造等，很多都來自對西方小說的“橫”的移植，而非對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縱”的繼承（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趙樹理、汪曾祺和阿城）。這種“橫”的移植終究還要和“縱”的繼承相結合，才能使之根深而葉茂。

　　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后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中，特別談到他的小說從民間說書以及他的山東老鄉(xiāng)蒲松齡的鬼怪故事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yǎng)，他說，“《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tǒng)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莫言的演講似乎在提醒我們：也許真的到了重新打量本土文學傳統(tǒng)和資源的時候了。

　　中國傳統(tǒng)小說植根于鄉(xiāng)野閭巷。在中國傳統(tǒng)文體分類中，最高貴的是文，其次是詩，詩文是文人士大夫的專利文體，而戲曲、小說尤其是古典白話小說，則更多地與下層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嘈雜、貧困的鄉(xiāng)野閭巷，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細節(jié)的稠密地帶，也是古典白話小說生長的沃土。如果說早期古典白話小說主要出自于說書人之口，內容尚不離史傳，而至晚從《金瓶梅》開始，充滿著家長里短生活細節(jié)的白話小說便主要出自低等文人或不第文人之手。小說運用平民百姓的口語，在詩文早已占定的范圍之外，為百姓找到了幅員更為遼闊的新天地，以及表達他們內心渴望的新方式。小說更多采用中國繪畫熟稔的散點透視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中心，遠觀以后才發(fā)現(xiàn)處處都是中心。較之于西方小說強調邏輯性的敘述以及對理性的過分依賴，這種純然中國式的敘事方式能夠更加有效、更加輕松自如地展現(xiàn)本土化的生活。

　　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精神，是較為徹底的世俗性。即使是對鬼神的細致描寫（比如《西游記》、《封神榜》），也僅僅是凡間人世的投影，本意原不在仙界，而在對人世的勸誡。借助中國式的敘事方法，傳統(tǒng)小說在落實人倫秩序、善和德性方面，得到了完好的實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小說可能缺少西方小說中的崇高感和悲劇性，但其中人倫的溫暖，人性固有的卑劣對人本身造成的傷害、對德性和善構成的威脅，卻刻畫得入木三分。中國古典小說和中國其他藝術體式一樣，更關注“善”而不是“真”。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主要出發(fā)點，也是它的歸宿。美甚至只是善的附帶產物。所謂“勸善懲惡”，惡不僅是善的對立面，還是善必須化解或征服的對象。“改惡從善，善莫大焉”不僅是古典中國的倫理觀，也完全可以當作中國傳統(tǒng)小說精神的真實寫照。直至所謂“十惡不赦”——實在不行，才以小說家的筆誅而滅之。

　　錢鐘書說過：“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意思是說，古往今來，所有種族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相同的問題、難題和主題。所謂民族性，是由于地理環(huán)境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造成的處理相同問題、難題和主題的不同方式以及應對機制。使用與本民族之心性最相匹配的敘事方式和技巧，或許更能消化、反芻中國的鄉(xiāng)野閭巷制造出來的生活細節(jié)，更能從對生活細節(jié)的揀拾中，透視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古典小說早已發(fā)明了一整套處理中國人生活細節(jié)的觀念、敘事方式、語調、色彩等等，只需恰當?shù)默F(xiàn)代轉型，就能勝任今天的文學書寫。從這一點來說，古典性就是現(xiàn)代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傳統(tǒng)并沒有過時，全在于我們對它采取何種態(tài)度。

　　就小說而言，如果能從本土資源中，找到為我們所獨具的元素，運用到當代小說的寫作中，就算得上我們?yōu)槭澜缥膶W做出了貢獻。當下中國正遭遇三千年來前所未有之大變化，生產著無數(shù)令人感動、感慨、感傷的生活細節(jié)。而現(xiàn)代小說觀念、敘事方式，已經被證明能有效表達中國的故事，如果再加上來自本土的技法和敘事風格，我們的小說家便真正是如虎添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