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 （資料照片）

顧維鈞與宋美齡 （資料照片） 

　　從1912年擔任袁世凱英文秘書初登外交舞臺，到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挺身而出聲名鵲起，從1945年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到1967年告別海牙國際法庭全身而退，“近代中國第一位職業外交官”顧維鈞縱橫外交界55載，不僅親歷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還留下了一部長達600萬字的回憶錄，成為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近日，市面上已難覓蹤影的《顧維鈞回憶錄》由中華書局修訂重排，整套印行，這部厚重的回憶錄又重新走入了人們的視線。

　　被引用最多的外交官回憶錄 

　　“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這是顧維鈞對1919年6月28日的回憶。那一天，巴黎和會落幕，顧維鈞所在的中國代表團拒絕在不平等條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顧維鈞既做過駐美國、英國、法國的大使，也做過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代表，還做過外交總長、外交部長，在民國時期擁有如此豐富外交履歷的外交官僅此一人。在20世紀的許多外交事件里，顧維鈞或是決策者，或是參與者，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記錄，這些記錄對研究歷史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的印象中，《顧維鈞回憶錄》是外交史領域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部民國外交官回憶錄。

　　首都師范大學原校長、歷史學家齊世榮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在研究工作中參考《顧維鈞回憶錄》。“這部回憶錄屬于第一手史料，對于研究中國外交史很重要。我可能是最早利用這部回憶錄的中國學者之一。1985年，我在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提交的論文中就引用了《顧維鈞回憶錄》。1987年，在日本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一篇論文也用到了《顧維鈞回憶錄》，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注意。那時候，他們還不了解這部書。”

　　簡直是在繼續寫博士論文 

　　1960年，顧維鈞應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該校的“口述歷史計劃”，歷時17年，《顧維鈞回憶錄》始告完成。齊世榮評價其為口述史上的一個壯舉，“500多個小時的錄音訪問，11000多頁的英文書稿，到目前為止，應該是中國人最詳盡的口述史。”

　　“那時，顧維鈞先生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國際法庭當法官，但是‘家’卻在紐約，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個月。我們就乘他的這三個月假期訪問他。”2000年，作為當年訪問者之一，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他在一篇文章中說：“顧維鈞先生活了近一百歲，做了一輩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細如絲，受過嚴格訓練的學者和詳盡的日記作家。他把每日所處理的公私大小事務，都不厭其詳地記下來，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內外所僅見。他個人文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和有條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樣片紙毫無，或胡適文件那樣雜亂，或黃郛文件像個字紙簍。顧維鈞所有的‘私檔’，都是條理分明，分類儲藏的，把它們稍加整理，便可隨心所欲，若有所需，探囊可得。”

　　雖然文檔資料相對齊備，但由于顧維鈞非常看重回憶錄，許多史實都要逐一核實，令唐德剛感到工作十分繁重。“顧氏不只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博士’出身的學者。如今他寫回憶錄的辦法，簡直就是在繼續寫他的博士論文。等到他度假結束，回海牙上班去了，我才吐口氣。”

　　出版國民黨外交家回憶錄 

　　1980年，正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的陳魯直獲悉，《顧維鈞回憶錄》已由哥倫比亞大學整理完畢，準備出版。他很快把這一消息轉告給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劉大年。此書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但國民黨外交家的回憶錄能在北京出版嗎？幾經準備，1982年7月，劉大年分別致信鄧穎超、廖承志，請示出版《顧維鈞回憶錄》事宜。廖承志、鄧穎超先后批示：可以出版。

　　1983年，《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出版的時候，復旦大學教授金光耀剛剛讀研究生，“是這本書把我逐漸領入外交史研究這個領域。實際上，我同輩的很多學者都是利用這本書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回過頭來看，上世紀90年代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顧維鈞回憶錄》的出版功不可沒”。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藍至今仍以擁有一套完整的初版《顧維鈞回憶錄》為榮。這套從1983年到1994年陸續出版的13冊回憶錄，“坊間整套留存者甚少”。

　　經常有讀者問中華書局編審陳錚，《顧維鈞回憶錄》為什么要分冊出版？作為初版的責任編輯，陳錚這樣解釋，當時預計全書譯文500萬字，計劃五年之內一次性推出。但在實際工作中，預計的500萬字增至600萬字，翻譯、校對任務量巨大，五年內難以出齊。而此時顧維鈞已是90多歲高齡，為了讓他能夠目睹回憶錄出版，出版社決定盡快分冊印行。“1985年，《顧維鈞回憶錄》第3冊出版后，我馬上把樣書航寄給顧維鈞，顧先生看到后非常高興，但不久就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