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國《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Times）裁掉攝影部，1個多月后，美國《南社區報》（Southern Community Newspapers）又取消了攝影部，把拍攝任務交給文字記者。美國的紙質傳媒一直特別重視新聞攝影，攝影記者的地位與收入讓其他國家的同行望塵莫及。然而，這兩家報紙現在相繼取消攝影部，不僅預言了傳統媒體攝影記者下崗與轉型的勢在必行，而且也警示著全球平面媒體攝影記者崗位瀕臨消亡的可能。

　　——今年7月，韓國韓亞航空班機在美國舊金山機場降落時失事，當時在機上的三星電子執行副總裁大衛·恩（David Eun）通過滑梯逃出飛機，他利用智能手機攝像功能拍攝下事故現場，并立即將所有的圖片上傳到自己的twitter，成為第一現場的獨家新聞，得到迅速傳播，不僅被韓國國內媒體采用，也被《華爾街日報》及全世界各國媒體紛紛下載轉載。

　　上述兩個事例，見于廣西《南國早報》攝影記者唐輝吉向近日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攝影理論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其中足見當下新技術、新媒體給傳統攝影生態帶來的改變。以“當前攝影創作實踐對理論創新的期待”為主題的本屆研討會，自然離不開關注這方面的話題，從會議發言到論文征集都多有涉及。那么，在理論工作者眼中，這樣的改變，究竟如何解釋？

　　在攝影歷史上，“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中國攝協副主席、中國攝協理論委員會主任李樹峰在他的研討會主題報告中提出這樣的論斷，他的主要依據是，就在這一年，數碼相機的銷量首次超過膠片相機銷量。而在此后10年時間里，數字存儲技術迅猛發展，在與光學系統、機械控制系統的配置上，在存儲的速度和成像質量上，不斷突破，日臻成熟。最近兩年，微單和手機已經成為攝影的常用工具。

　　李樹峰認為，數字技術的革命，推動了攝影的大眾化和日常化。攝影人數和影像產量驚人地增長；影像生成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數字影像已經成為基本形式；攝影的價值追求多維拓展。相機從一種奢侈品—— 一小部分人的玩具或職業攝影工作者謀生的工具，變成今天隨時隨地能拍攝的工具，這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這種進步促使影像視覺記憶和影像藝術在更多的時間點上和更大范圍里生成。

　　“技術革命不僅體現在獲取和存儲影像上，也體現在傳播方式上。”李樹峰特別提出，現今的傳播，范圍是全世界，時間是幾秒鐘。任何一個使用3G手機的人，都可以隨時拍照，隨時發送，在幾分鐘內就讓全世界的人看到，影像無法再壟斷了，用影像言說的權力從少數人手里被解放出來了。流動的媒體普及到大眾，推進了圖片的傳播。“我們對影像形成了依賴病，任何信息我們都渴望有影像呈現，所謂有圖不一定有真相，但仿佛無圖一定無真相。”

　　由此，不難解釋當下攝影記者面臨的困境。唐輝吉在他的這篇名為《論攝影記者崗位的消亡》的論文中提出，數碼技術和網絡媒體的崛起，給大衛·恩這樣的非專業攝影者拍攝傳播新聞提供了快捷便利，這打破了攝影記者在圖片傳播中“一枝獨秀”的局面。民眾利用手中的各種照相工具，可以隨時隨地快速記錄第一現場新聞事件，成為擁有獨家新聞的“公民記者”。“公民記者”們又把拍攝的照片通過博客、微博、微信、QQ空間等“自媒體”上傳到互聯網，即時分享、即時互動。在一些重大突發事件和重大活動中，“公民記者”以第一時間發稿的優勢搶奪傳統媒體的圖片陣地。突發性新聞事件，注定屬于時下具有新聞敏感的“公民記者”捕捉新聞的“獵物”，成為大衛·恩這樣記錄傳播新聞的獨家。于是，“傳統媒體攝影記者面臨嚴峻的挑戰，不得不考慮下崗或轉型，這預示著傳統媒體攝影記者崗位存在消亡的可能”。

　　當然，這種“可能”并非是對專業新聞攝影價值的否定。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面對重大新聞事件，《芝加哥太陽時報》讓職業攝影記者下崗，卻要求編輯找好一批自由職業記者的家庭住址，向他們發出聘請并定員、定向約用或者臨時指派自由攝影師充當記者趕往事發現場完成采訪拍攝任務，這樣既節約了成本，也能快速完成任務。事實上，隨著傳播技術，尤其是網絡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影像的社會價值也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并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社會功能。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范文霈就提出，數字傳媒時代下影像價值的五個主要方面：史實證明價值、新聞傳播價值、認知教育價值、輿情建構價值和文化消費價值。這將有助于當代社會重新認識“影像本質”這一重要話題。

　　“今后，圖片庫和開發商業攝影，也許是攝影記者謀生的‘后花園’。”唐輝吉表示。他認為，攝影記者要提前向國內外大型圖片庫發展業務，認清當前形勢迎合新媒體與流媒體統治傳媒的形勢，從一名新聞影像生產者，轉變成為一位影像圖片生產與經營者，朝既能拍攝又能寫作和錄像的復合型專業人才轉型。這似乎也可看作是新技術和新媒體給攝影界內部帶來的某種變化。

　　“技術仍然在強勁地推進，攝影在十年、二十年后，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什么，現在難以預想。”李樹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