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學學科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歷經譯介學習、本土化移植之后，社會學現已推進到建立自己完備的學科體系與理論話語階段。最近幾年，中國社會學年會所表現出的共同特點，不僅在于各學科論壇的多樣化、國際化和專業化，而且還在于其基于問題意識所表征的現實性、實踐性和多學科的交叉性。我國社會學界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話語體系。

　　社會學研究呈現“中國熱”

　　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學習與創新契機。經濟體制改革帶動的社會結構轉型，使我國在短短30多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已從計劃經濟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人口成年型社會過渡到人口老齡化社會，從階級結構相對簡單的社會發展為階級結構日益復雜的社會……我國社會的趕超型與壓縮式發展，使每一個社會學研究者都能通過宏大社會的敘事親歷或體驗其變化過程，并藉此以中國發展的歷時性檢視和反思西方社會學已有的經典范式，以本土社會的經驗模式形塑自身的理論假設，因地制宜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

　　我國的迅速發展、經濟的全球化進程、與世界各國交往關系的加深以及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等，進一步激發了世界社會學界研究中國的興趣。原來借助于“西方的東方學”而衍生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學理解釋框架，已遠不能滿足西方社會渴望了解中國的需要。因此，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所提供的學術觀察舞臺，不僅給我國社會學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機遇，而且也極大地吸引了西方的眼球，激發了他們研究中國的熱情。自2009年以來，在《美國社會學雜志》與《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的涉及別國的文章，最多的當屬中國。所以，如果將中國社會學解釋為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則國內社會學界的建樹、國外社會學界的關注和研究，共同促成了社會學研究的“中國熱”。

　　社會學的使命及本土化、實踐化

　　我國社會學在重建伊始，就具有“立足于國情研究社會問題與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意識。費孝通、雷潔瓊、陸學藝等已故社會學家，無不傾其全力于社會學學科建設，無不以中華民族之大業為己任，無不鞠躬盡瘁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國社會學以改革開放的時代特色為背景，以社會轉型為歷史脈絡，步入了自身特有的本土化過程。

　　基于對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的長時段考察，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的著名論斷；基于對教育與婦女兒童問題的長期關注，雷潔瓊先生先后參與了《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基于對我國社會建設問題的縱深研究，陸學藝先生系統論述了我國的“十大階層”及各階層對我國社會建設的影響。長時段與短時段社會變化的過程性特征，為社會學學科的發展注入了鮮活的時代內容。農村體制改革、“三農”問題、國有企業改革與“下崗分流”、社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社會建設、收入分配、產權制度、城鎮化與城鎮化過程的鄉土記憶、社會分層與階級階層結構變遷、農民工的市民化等，既是我國社會學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改革實踐為社會學學科發展注入的時代內容。

　　在我國社會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建立“中國氣派”社會學的使命感、立足于我國具體社會情境建構社會學的本土化努力以及著力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強烈實踐化取向等，緊密聯系在一起，推動社會學繁榮發展。可以說，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中，在人類學、民俗學、人口學和社會工作等領域，社會學在揚棄西方傳統與現代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了中國特色的創新。我國社會學極其強烈的社會改造意識、政府相關部門對學術研究智庫的倚重等，在學科發展與社會政策之間搭建起了較為通暢的溝通橋梁，進一步加深了社會學學科的實踐化趨勢。社會學調查數據庫的積累與豐富，實驗室建設的有力推進，也為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學理支持。

　　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形成

　　我國社會學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壯大，逐漸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會學話語體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三農”問題和農民工的市民化，始終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世界歷史上，第一人口大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產生了迄今為止最波瀾壯闊的人口流動，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的歷史進程。西方有人曾將我國的城鎮化形容為文藝復興后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事件。我國社會學界創造的“農民工”概念，不僅從學術界進入政府的話語體系，而且成為世界關注的熱詞。農民工、農民工的市民化或半市民化、留守兒童、留守老人、隨遷子女、流動家庭、戶籍制度等，形成我國社會領域獨具特色的核心研究議題。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改革、下崗職工、單位制、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等，也成為學術研究獨有的中國概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顯著的表征就是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由改革開放前的“兩階級加一階層”的結構（“兩階級”指農民階級、工人階級，“一階層”指知識分子階層），逐漸轉化為日益復雜的多階層結構。我國在工業化的同時，還伴隨著大城市與特大城市的后工業化，這使勞動力人口的“工人化”與“中產化”幾乎同時發生。在我國從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中產階層逐步形成并擴大。我國社會學界基于對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化的研究，不僅成為亞洲社會學論壇與金磚國家社會學論壇的主要議題，而且也為歐美社會學界所關注。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擴展，為新中產階層與技術工人階層的擴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這給我國社會轉型研究注入了生動而豐富的時代話題。

　　在改革開放逐步深化的過程中，我國社會學界圍繞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問題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探討。“小康社會”這一概念，上接數千年傳統文化，下接時下的民生訴求，表達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國式小康，是在不斷進取中逐漸增加其時代內涵的。我們先是實現了溫飽型小康，然后達到了總體性小康，現在正奔向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國社會學界不再僅僅將其局限于對日常生活水平進行追蹤考察，而是將其拓展為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宏大概念，并進一步深化研究。正因如此，“小康”一方面可以在“社會平均數”含義上分析，但更重要的是從共同富裕的政策維度上提煉解讀。

　　從一定意義上說， 我國的改革是一個逐漸厘清政府、市場、社會關系的改革。我國社會學界有關“什么是社會”“如何發揮社會的作用”等研究，進一步深化了對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認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政社分開”，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政府大包大攬所有社會事務的做法，已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將政府管不了、做不好而社會能夠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讓渡給社會，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必要內容，也是劃清社會與政府邊界的基本準則。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是一字之差，但在界定政府、市場與社會關系，在最大限度增加社會發展活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改革開放創造的宏大舞臺，為我國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創新機遇。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國的豐厚土壤，社會學才能夠在現代化過程中日益壯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進程、正在進行的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生動實踐圖景，必將進一步激勵社會學學科的發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