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只有珍惜自己傳統的國家才是有希望的國家。我為什么考慮要建設中國哲學，就是有鑒于現在我們的哲學、宗教、倫理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釋學的架構，而不是中國解釋學的架構。

　　但是，中國解釋學實際上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我們有《左傳》，就是注釋春秋的；有《易傳》，就是注釋《易經》的。我們解釋經典的歷史很長，有豐富的資料，能不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解釋學。這是一個想法。這與對西方的了解有關，如果不了解西方解釋學，你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比如說，韋伯有一本書講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看了這本書以后就想到，能不能有一本書講中國倫理與中國現代企業家精神。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儒家倫理對中國的影響非常之大，如果我寫一個中國儒家倫理與中國現代企業家精神，從中國儒家倫理發掘一些有用的資源來塑造我們現代的企業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我們當今的企業家很多是背離了中國的傳統精神的。韋伯的這本著作成了經典的傳世之作，我們中國能不能研究這個問題。對于思想者來說，這是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的一種態度。

　　中華民族也許正處在一個偉大復興的前夜。當一個民族處在一個偉大復興的前夜，她必須回顧自己的歷史文化，從中吸取力量。這個我很可能是受了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觀念的影響。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說，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現了幾個最偉大的思想家，比如西方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出現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以色列出現了猶太教的先知。這樣一些文化傳統以后一直在影響人類社會，歷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飛躍，都要回到源頭去尋找力量，發出新的光輝。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文藝復興，它要回到古希臘；中國的宋明理學，它要回到孔孟。

　　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類文化正在進入新的軸心時代，中華民族要發展，就必須回顧我們的文化傳統，反本開新。反本，就是必須對我們的哲學源頭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會越有面對新世紀的強大生命力；開新，一方面必須對我們的傳統哲學作出新的合乎時代的新解釋，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們傳統哲學的資源來對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創造出新的哲學理論。在這個文化轉型時期，我們要有一個文化上的自覺。

　　（摘編自5月12日《北京日報》，原題為《我們要有文化上“反本開新”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