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學術引用“過度”了嗎？

　　——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學術批評網創辦人楊玉圣談學術規范

　　近日，關于學術規范的問題頻出，其中對于學術“過度引用”頗有爭議。國家對學術引用有哪些規定？引用占多大比例才不算過度？過度引用是否會傷害到學術質量？記者對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學術批評網創辦人楊玉圣進行了專訪。

　　記者：就學術規范來說，大家了解更多的是學術抄襲，對學術引用則眾說紛紜。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學術論著的引用規范？

　　楊玉圣：關于學術論著的引用規范，即“學術征引規范”，目前在學術共同體已基本達成共識。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范（試行）》（2004年）曾專門界定過學術征引規范，即“引文應以原始文獻和第一手資料為原則。凡引用他人觀點、方案、資料、數據等，無論曾否發表，無論是紙質或電子版，均應詳加注釋。凡轉引文獻資料，應如實說明。”并明確指出：“偽注、偽造、篡改文獻和數據等，均屬學術不端行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組編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專門論述過“引用與注釋規范”，其中在“學術引用的規則”中倡導：引用應尊重原意，不可斷章取義；引用應以論證自己觀點的必要性為限；引用觀點應盡可能追溯到相關論說的原創者；引用未發表的作品應征得作者同意并保障作者權益；引用未成文的口語實錄應將整理文稿交作者審核并征得同意；學生引用導師未寫成著作的思想應集中闡釋并明確說明；引用應伴以明顯的標識，以避免讀者誤會；凡引用均須標明真實出處，提供與引文相關的準確信息。上述八條學術引用規則，應該是學術論著寫作中應予遵循的基本規范。

　　記者：怎樣才算“過度引用”？引用多大的比例才算是“過度”了呢？

　　楊玉圣：所謂“過度引用”，目前尚無明確的界定。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曾在《學術引用的倫理規則》中提出：“引用應以必要為限”，即“學術研究須具有新意，引用是為了論證自家觀點。因此，他人文字與作者本人文字之間應當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過度引用，尤其是過度引用某一個特定作者，勢必令讀者產生疑問：‘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讀原著呢？’當然，對于研究對象特定于某種文獻或只能依賴某種文獻的寫作者，這種‘專項’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總之，所謂過量引用與其說是量的問題，不如說是必要性的問題。”賀教授提出的這一引用規則，已得到學界公認，如我和張保生主編《學術規范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上述《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均采納了賀教授的解釋。

　　記者：“過度引用”是否會影響學術論著的質量？

　　楊玉圣：學術寫作中是否存在“過度引用”問題，需要結合具體的學科、具體的問題，針對不同情形，加以辨析。一般說來，與歷史學相關的人文學科（含哲學史、文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等），因為論說的必要，往往需要大量征引相關文獻和既有的學術論說，離開正常的學術征引，類似的學術寫作即無從談起。至于學術引用乃至“過度引用”，是否會影響學術論著的質量，大約也不能一概而論，應該是因學科、問題而異。比如，《哈佛法律評論》發表的兩位美國法學家約翰·O·麥金尼斯和馬克·L·莫維塞西恩撰寫的《世界貿易憲法》（張保生、滿運龍譯），幾乎無一句無來歷，有大量的文獻征引（中文11.6萬字，注釋約占8.5萬字），但這恰恰證明了美國學者在該問題論說上的嚴謹性、學術性。再如，馬克斯·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唐耐心著《艱難的抉擇——美國在承認新中國問題上的爭論（1949-1950）》、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都是學術引用的典范之作。像我們現在大量的學術論著，幾乎沒有征引，其實是不正常的。

　　記者：如何評判一部著作的引用是合理的、必需的還是資料堆積？

　　楊玉圣：在學術征引中，究竟是合理的、必需的還是資料堆積？這要看論說與其引用的關聯性，不能“為引而引”。如果沒有內在的關聯性，而是一味“旁征博引”，就可能走到了學術引用的反面。這種情況，在國內的一些學術論著中也存在。不過，就總體而言，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之內，目前的主要問題還是學術征引不足的問題以及“引而不注”或者“偽注”的問題。

　　記者：如果存在引用國外學術觀點直接作為自己論著的分論點，這樣合適嗎？

　　楊玉圣：如果將國外學者的觀點作為其論著的分論點，只要做出明確標識（即不能讓人誤以為是其“原創”的論點），而且和其論著存在內在關聯、邏輯自洽，應該說是合適的，也是允許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學者往往滿足于“東拼西湊”，像“大沙拉”似的堆砌，就是另外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