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青偉的長篇小說《村莊秘史》的確曾強烈地震撼過我。戰俘經歷使革命多年的章義喪失了身份。而沒有身份的章義在尋找身份的過程中雖九死而不悔，以至于“他現在只有用死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因為如果不存在就不會有死亡，你不存在拿什么去死呀？這就是最強大的證明存在的方式”。但是，章義連死的權力也沒有，“你有這種權力嗎？”這是多么令人揪心撕肺啊！而章義尋找身份就是尋找被認同。在那個時代，章義這種被認同危機是相當普遍的。

　　如果說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被認同危機，那么，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是認同危機。中國古代寓言《愚公移山》在反映個體和群體的矛盾的基礎上反映了群體的認同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雖然“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但他卻看到了“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也就是說，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沒有看到愚公后代無窮盡的力量。所以，智叟對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觀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后代的無窮力量。因而，愚公對自己能夠移走大山是樂觀的。然而，愚公卻沒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現背叛，即愚公的子孫后代不一定認同愚公移山，至少有些子孫可能放棄移山，而是搬家。而愚公子孫后代只有不斷移山，才能將大山移走。如果愚公的子孫不認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會中斷，大山就不可能移走。這就是說，前人的移山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得到延續，不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而且要教育后代繼承和發揚這種移山精神。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頗廣的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這種知識分子不認爹和娘的現象絕不完全是說他們不認具體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絕不完全是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孝順問題。這段名言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當代不少知識分子就其出身而言，是來自社會的基層，但是他們大多數都背叛了他們的社會出身。中國當代有些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卻和背叛，實際上是他們社會背叛的結果。這是一個認同危機的時代。而深刻反映被認同危機的《村莊秘史》在這個認同危機的時代必然遭遇認同危機。

　　而有些中青年文學批評家卻逆勢而為，積極挖掘和肯定《村莊秘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于是有了《歷史記憶與民間想象——〈村莊秘史〉評論集》。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不景氣，原因是很多的。中國當代文學界大多從文學批評家身上尋找原因是很不全面的。其實，中國當代作家缺乏接受文學批評的雅量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而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環境絕不是文學批評家能夠單獨營造的，而是全社會主要是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共同營造的。但是，中國當代有些有影響的作家拒斥文學批評的氣勢很盛，有的作家在受到一些文學批評家的尖銳批評后就不與這些文學批評家來往，甚至視若寇仇。即使不得不來往，也是面和心不和。作家和文學批評家成為諍友的現象幾乎聞所未聞。這種惡劣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開始抬頭，并逐漸形成中國當代文學界的一種暗流。1983年，胡喬木針對文學創作達到了繁榮的地步而文學批評卻遠沒有達到繁榮的地步的現狀指出：“在整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上，文學批評從來是比較薄弱的一個方面。”(《胡喬木談文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認為這是因為文學批評家的產生總比作家的產生困難得多。因此，胡喬木提出，我們更需要努力培養文學批評家，更需要愛護良好的文學批評，而這就要求有一種健康的批評空氣。可惜，將近30年過去了，這種健康的批評空氣在中國當代文學界仍然沒有出現。這種健康的文學批評空氣之所以難以出現，主要不是因為文學批評家缺乏能力、責任和勇氣，而是因為一些有影響的文學家缺乏接受文學批評的雅量。

　　其實，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并不是完全厭惡文學批評。他們只是拒斥“說壞處”的文學批評，還是欣然接受“說好處”的文學批評的。可見，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厭惡文學批評，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簡單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文學批評心有余悸，恐怕是過于計較個人的得失。這種消極現象一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應有的自省，不能自覺地主動地優化自身的精神結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樣，一旦失去了自我調節，必然要導致貧困和腐敗。這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為審美感知力的退化，是非辨別力的異化，與人民群眾離心力的增大。因此，進步的作家總是將自我凈化作為一種貫穿文學生命始終的自覺行動。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批評無疑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有些作家固步自封，滿足現狀，缺乏應有的自省，很難自覺自愿地接受幫助他們進步的文學批評。二是反映了有些作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與外部世界進行廣泛的交流。其實，一部文學作品如果經不起文學批評，或者一批就倒，那么，這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是值得懷疑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反而，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在文學批評中日益完善起來的。在世界文學史上，大多數成功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反復修改中出世的。而這個不斷修改過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作家，才拒斥各種文學批評。

　　當然，文學批評的存在價值并不完全取決于文學家對文學批評的接受。至少文學批評還肩負著引領文學消費和提高國民素質的重任。也就是說，文學批評家完全可以不用理會作家對文學批評過激、過敏和過當的反應。但是，文學批評的發展和興盛卻離不開作家對文學批評的接受。因此，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環境不完全取決于文學批評家，而是由全社會主要是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共同營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