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中旬某拍賣公司宣布集中拍賣錢鐘書、楊絳先生信件，半個多月來沸沸揚揚，引發了輿論對物權與著作權的討論，以及拍賣行為所牽扯到有關法律、市場與道德層面的不同看法。最近兩天的消息是，北京市二中院已發出禁令裁定，不得侵害錢家人的著作權，但也有法律專家支持拍賣公司，認為“拍得者禁止發表、出版的話，很難說是侵犯著作權。”

　　名人的私人信件，可不可以公開拍賣，起碼到6月22日拍賣日之前，沒人能預測到結果，這是一次商業利益與文化道德的博弈。在楊絳先生發表緊急反對聲明后，北京保利宣布撤拍錢家三封信件，撤拍理由是“尊重當事人意見”，保利的表態，一方面是出于道德層面的考慮，另一方面，三封信件在其春拍9000多件拍品中并不重要，撤拍對其拍賣活動整體幾乎沒有影響。

　　而對另一家要拍賣錢家百余封（份）書信、手稿的拍賣公司而言，整場拍賣都是這些書信、手稿的拍賣專場，撤拍意味著其商業收益將為零，所以，即便在法院發出禁令之后，仍不能排除拍賣專場如期舉行。同時，這一段時間來的報道，無形中也為該拍賣公司做了廣告，對于潛在增值利益的追逐，會使得拍賣公司不到最后一刻不會放棄。

　　頂著當事人強烈反對以及輿論批評的壓力，拍賣公司此刻應該到了果斷撤拍的時候，如果固執己見、強行拍賣私人書信，即便拍賣成功，也會給購買人、拍賣公司的行為蒙上一層不道德的陰影，哪怕拍賣公司成功地利用了某條法律條文，為自己的行為提供了法律支持，但從長遠看，拍賣私人信件，仍然要冒一定的風險。

　　首先，拍賣私人信件是對商業倫理的一種冒犯。雖然當下的商業環境糟糕到令人無奈，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慎終如始”、“童叟無欺”等文化理念對商業道德的滲透，仍然讓所有中國人對商業倫理抱有一種超高的期待，諸如生產“毒牛奶”企業被消費者徹底拋棄等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拍賣公司對私人特征明顯的信件物品進行拍賣，是對隱私權的強勢侵犯，公眾哪怕在觀點上難以反駁拍賣的合法性，但在內心難免會產生憎惡感。

　　其次，以藝術品為主的文化拍賣，無論成交額大小、拍賣品具體是什么物品，都擺脫不了其文化產品交易的本質。出于對文化的尊重，國外拍賣企業經常會在拍賣時突出其文化意味，比如對拍賣品進行文化背景介紹，傳播拍品的文化屬性，對最為在意的拍賣價格反而會進行淡化。這次拍賣公司要拍賣錢家書信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言語姿態，擺明了是要以反文化的方式進行文化拍賣，已經可以視為“損人不利己”。

　　這起拍賣事件，對于各方都有著啟迪意義。厘清物權與著作權的區別，在兩種權利交叉時如何根據附加條件來進行辨別，對于法律界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自這起拍賣事件后，希望法律界能給出明晰的判定條件，以便下次類似事件發生時，能快速認定權利所屬。對于拍賣公司來說，輿論也會為它們補上一堂教育課，當商業利益與文化道德產生沖突的時候，如何“舍利取義”、怎樣在“尊重當事人”的基礎上取得即合法又合理的拍賣權，需要它們耐心地去做很多工作。

　　對于公眾而言，也會從這起拍賣事件中獲得很多信息，除了可以學到一些如何利用法律保護自己權益的知識外，更多地可以了解到文化存在的意義，有些寄托了情感、記錄著歷史的文化物品，是無法簡單用價格去衡量其價值的，當“錢能買到一切”成為一種社會準則時，我們更應該站到這條準則的對面，去捍衛那些錢所買不到的事物。（文/韓浩月（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