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紅樓大夢，周汝昌做了近七十年。夢猶未醒，人已去，任由評說……

　　在中國紅學界，關于“索隱派”和“考證派”一直紛爭不斷。歷史上索隱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證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兩人曾經激烈交鋒。前者認為小說作者深懷反清復明大義，描寫都是作者的隱筆，藏有真實歷史人物的各種秘密；后者則以實證資料認為紅樓寫的是曹雪芹家世。 

　　作為胡適的高徒，周汝昌被認為是考證派的集大成者。

　　“聰明靈秀切吾師，一卷《紅樓》觸百思”，這是周汝昌于2005年出版的《我與胡適先生》中的一句詩文。二人書信往來切磋討論《紅樓夢》，成就現代紅學史上的一段佳話。胡適不僅無私將珍貴孤本《甲戌本石頭記》借給周汝昌，更贊他是自己“最有成就的徒弟”。因此紅學家劉夢溪認為，紅學考證派的開創者是胡適之，而集大成者是周汝昌。

　　周汝昌在1954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證》，這本書的最大貢獻是對曹家家世的發掘，他在搜羅大量各種典籍的基礎上完成這個工作。在劉夢溪看來，周汝昌是目前中國紅學學者中學問最好的一位。由于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和考證功夫，因此周對《紅樓夢》作者和本事的研究，可以立一典范。他的成就現在沒有人超越，即使未來的紅學研究也無人可以繞行。“他的紅學研究不是從‘紅學’到‘紅學’，而是從中華文化到紅樓夢。”

　　事實上，研究了一輩子紅樓夢，周汝昌仍坦言自己沒有完全看懂。坊間的普遍看法認為周汝昌早年是考證派，后期又轉向索隱派。而老人在生前接受采訪時似乎也并不反對這一說法，他認為“索隱”與“考證”兩派不應該水火不容：索隱者是以尋找那個“真事”為目的，考證者是為尋找那個“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兩者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而已，不是對立的。

　　他曾說，“我們早先所反對的那種‘索隱派’，是指他們所用的方法錯誤了，而絕非反對‘索隱’本身。我之所以被稱為‘考證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記了我考證的目的卻正是索隱。”

　　正因如此，周汝昌晚年與紅學家劉心武成了“君子之交”，盡管二人也有觀念上的分歧，例如周汝昌認為《紅樓夢》的核心人物是史湘云，而劉心武認為是林黛玉，但這絲毫不影響二人書信往來的友誼，“他鼓勵我把自己的研究進行到底”，即使是在劉心武的學術觀念遭到主流學術圈的抨擊之際。

　　劉心武坦言周汝昌的學術環境非常艱難，“不僅生活條件很清貧，學術條件也不夠，藏書都不多；但是他很快樂地沉浸紅樓研究中。他特別天真，不善經營人際關系，也不接觸社會。”

　　1982年周汝昌發表《什么是紅學》文章，提出“紅學”包括“四學”：即曹學、版本學、脂學和探佚學的基礎，引起了紅學界的爭論，一直延續至今。他曾賦詩有云：“論學從來有異同，何傷交誼共研《紅》”，顯示了老人面對爭議的態度。

　　多年來周汝昌視力幾近失明，這樣仍沒能讓他中斷對《紅樓夢》的研究和探索。剛剛完成的新作《紅樓新境》就是這三年來他向兒女口述而成。

　　夢不完、說不盡的紅樓……可嘆周汝昌后，誰人還能如此一心癡迷終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