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徐悲鴻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由柏庶人主編、鹿耀世副主編的《紀念徐悲鴻誕辰110周年書畫作品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面世，書中所收錄的傳世名作，是徐悲鴻先生閃光藝術足跡的印證，飽含著人們對這位現代美術先驅的無盡緬懷與追憶。

　　倡導現實主義，振興中國美術

　　縱覽中西美術界當時的現狀，徐悲鴻深知中國畫的薄弱，主要在于人物畫的衰微。因此，為振興中國美術，必須倡導現實主義的美學思想，從系統嚴格的素描入手，生動地反映社會生活。早在1919年出國留學前，徐悲鴻就在北大《繪學雜志》發表了很有影響的《中國畫改良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用者融之”。還說“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這種立足傳統、推陳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藝術精華的創作思維和教學方針，今天已被文化領域長期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1928年1月，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組建了上海南國藝術學院，自任繪畫科主任，同時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徐悲鴻曾對學生說：“自然主義是泥坑，形式主義也是泥坑。”又說：“不得其正，焉知其變，不懂形象，安得神韻。”精辟地闡明了藝術作品既要講究造型，又要以形寫神，高于生活。徐悲鴻對現實主義美學觀的倡導，曾受到不少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文人們的抵制、攻擊，一些在筆墨上泥古不化，陳陳相因的老畫家連篇累牘地撰文，說他“摧殘國畫”，“毀滅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藝術”。徐悲鴻及其擁護革故鼎新的文藝界同仁齊心協力、投入論戰，陸續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在上個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鴻先后創作了約3000件速寫、素描、國畫、油畫、書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構的油畫《田橫五百士》、《奚我后》，中國畫《九方皋》、《愚公移山》、《風雨雞鳴》等名作，還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態的動物繪畫和象征“悲鴻精神”的奔馬圖卷。隨著世事滄桑歲月更迭，這些堪稱國寶的藝術品，其準確嚴謹的造型，豐盈厚重的內涵，鮮明博大的時代精神，蘊籍著真、傳遞著善、播種著美，已成為中國現代美術的奠基之作。

　　廣泛團結同仁,熱心培養人才

　　徐悲鴻作為偉大的教育家，深知振興、發展中國美術只靠少數畫家的創作遠遠不夠，必須努力造就大批人才。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科、中央大學藝術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創辦中國美術學院，直到解放后任職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幾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親，既從事教學、又抓行政，是識才愛才弟子名滿天下的現代伯樂。吳作人青年時期嶄露頭角，悲鴻先生即協助其赴法留學，并且多次寄函囑托國外友人給予關照和資助；在江西遇到窮困潦倒的傅抱石，看出是有用人才，便向當地官方推薦，促成其赴日學習；發現農家出身的蔣兆和在人物畫上具有天賦，熱心地收留在家細心指導，日后終成一代宗師。

　　抗日戰爭時期，就讀于杭州藝專的李可染舉辦第一次水彩畫個展，徐悲鴻不僅親自赴展參觀，買了他的畫，還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換。他任北平藝專校長時，親自給李可染送聘書，邀其共事。解放初期，還是小學生的劉勃舒，曾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徐悲鴻求教，得到熱情鼓勵和具體指導，在北京求學繼續得到先生的諄諄教誨，最后終成一代畫馬名家并榮任中國畫研究院院長。1920年，悲鴻先生即與齊白石相識并引為良師益友。當時，北平的一些舊文人畫家對其沒有資歷和出身木匠十分輕視，而悲鴻先生對齊白石筆墨淋漓、意象獨特的畫風大加贊賞，每次赴西歐各國和蘇聯舉辦中國畫展，都要介紹齊白石。還親自三顧茅廬，禮聘齊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學校榮任教授。對此，齊白石非常感動。他在辭世之前動情地對吳作人說：“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鴻先生！”

　　一個世紀以來，徐悲鴻先生作為藝術家和教育家，作為一代畫圣，對中國美術事業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是偉大輝煌的。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藝術作品，將繼續對我國和世界的人民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