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葛劍雄文集》囊括葛劍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文集由葛劍雄重新編訂，當中很多為市面上已絕版的書目。葛劍雄是譚其驤的學生，也是他最后十余年的助手，朝夕相處，情同父子。新版《悠悠長水—譚其驤傳》經十五年補充修訂，真實還原一代學人形象。葛劍雄修訂了之前面世的《前傳》、《后傳》中若干錯訛，根據近年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夏鼐日記》等新資料增補，收集參考譚其驤日記、書信、文稿、照片和大量資料。

　　《南北西東》一書首次發表《北極日記》，重新修訂《南極日記》、《走非洲》、《劍橋札記》、《阿里考察記》。葛劍雄寫道：“在南極，即使是在暴風雪持續肆虐，我不得不整天在房間里望著窗外驚濤駭浪的時候，我也以一名歷史地理學者的本能，縱覽古今，思考著：為什么發達而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學家和探險家？為什么中國直到16世紀才出了一位地理學家和考察家徐霞客？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國對南極的發現一無所知？……為什么南極地圖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國人將怎樣面對未來的海洋和未來的南極？這些問題我并沒有完全找到滿意的答案，但更加堅定了一個信念：歷史不能重演，未來可以選擇。”

　　受陳寅恪先生經歷影響記傳

　　時代周報：你寫了譚其驤傳記。作為譚先生收的第一屆博士，這個經歷在今天來看非常傳奇。當時譚先生收博士的方式跟現在收博士的概念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葛劍雄：我們1978年考的是研究生。在我們研究生期間，國家通過學位的條例，所以我1981年畢業時拿到碩士學位。到1982年春天，國家開始試點招博士生了。那時候我已經留校工作了，我大概是全國第一個在職的博士研究生。我跟周振鶴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為試點，實際上只念一年多，1983年8月就通過答辯，9月拿到博士學位。

　　1980年底，學校領導就找我說：譚先生工作繁忙，任務重大，身體不好，需要一個學術助手。就讓我做他的助手。他晚年的很多經歷我都在場，平時我們散步、聊天。他做學問的方法，我都比較了解。更重要的跟著他一起這么多年，各種重要場合都在，我對他的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給我樹立了不只是學術上的典范，他的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所以，我們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說我們雖然是師生，情同父子，甚至情勝父子。他跟我父親年齡相仿，但我跟我父親也不會有這方面感情的。

　　有一次，他在看蔣天樞先生寫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里面講到“文革”前陳寅恪曾經跟他的助手黃萱說：你跟我了不少時間，你可以把我做學問的方式記下來。結果黃萱說：先生，我學得不好，記不下來。陳寅恪說：學不好也好，免得中毒。他是有感而發的。看到這段話，譚先生就跟我講：陳寅恪真可憐，這么好的學問沒有辦法傳下來。那么，我就講：譚先生，其實你有很多東西也來不及寫下來，我到時準備給你寫一個傳記。譚先生就說：你寫可以，要實事求是。有了這個話，我比較注意積累他的材料。他逝世以后，他兒子代表家人把他的日記都交給我，把他的所有材料都交給我。所以，我寫的條件是比較好的。那時候那些老先生還在，我找到鄒逸麟、王鐘翰、胡厚宣，找了好多人。然后，征集了他的信，還有他全部的日記。既然譚先生叫我實事求是，我也盡量做到實事求是。我也寫到他在“文革”的經歷，比如林彪葉群要請他來講課，那么，葉群的信我也找到了。他在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時代周報：你做學問，不僅讀萬卷書，還行萬里路，曾去過南極、北極。這是天性使然嗎？

　　葛劍雄：我們以前可憐，我1965年做教師，連上海都沒離開過。我沒有條件，家里窮，所以我小時候在家鄉鎮上念小學，連縣城都沒去過。實際上，我這個人很喜歡到外面看。“文革”中間給我開了眼界。因為我年輕，叫我參加了材料組，審查其他人外調。我們學校有一個人以前當過記者，社會關系很復雜。為了調查他，我走了大半個中國。我覺得中國的一些地方都要實地去看。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較自覺了，有條件就跑。以后有各種機會我都利用，比如說到南極、北極、非洲。我到美國當訪問學者，人家都不買車，我第一個就開車買車。

　　時代周報：你認為行萬里路對做學問很有好處？

　　葛劍雄：當然。因為對一個地方、一種文化的了解也是需要有自己的體驗。我喜歡有一段時間在一個地方住下來，而不是走馬看花。我到美國訪問，集中是一年。而且我這一年不像其他人，我是和家里人同一天出去，同一天回來。當時學校和美國都同意我全家一起去，一起回來。我覺得在那里過家庭生活，買個車子，這種跟他們享受一樣的生活，就比較了解了。我到日本差不多是半年，在英國劍橋四個月，在巴黎一個月，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對一個地方比較了解了。再加上跟書本的結合，就對各種現象能夠觀察得細一點。我總感覺，歷史跟現實其實都相通的。好多東西都相通的。你要理解歷史，不光是書面的記錄。其實沒有一種書面記錄是真正100%反映真實的。要做歷史研究，特別要關注現實，這樣相對來講，農村來的孩子比較能夠理解。城市的孩子，特別從重點學校進大學的人理解不了，再聰明都不行。

　　現在常發言的多是偽君子或書呆子

　　時代周報：你為什么寫那么多時評？

　　葛劍雄：我們讀研究生的時候，正是提倡思想解放。我還起草了一篇文章，用譚先生和我們的名義，在上海紀念馬克思一百周年理論討論會講的，我覺得要解放思想，要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來研究歷史地理。以后，有些報紙來找我，很多文章都是這么寫出來的。有一段時間我寫的時評比較多，基本每一個禮拜都有，而且不止一篇。

　　時代周報：現在大家討論得很多的是關于知識分子的公共話題，你怎么看這種現象？

　　葛劍雄：我講過什么是知識分子，不是說大學畢業或者有博士學位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有幾個條件的，第一，他要有一定的知識跟社會地位，否則怎么叫知識分子呢？當然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第二，他關注的不僅僅是他的本專業，還應關注本專業以外的社會。如果研究核電的只關注核電，這就不叫知識分子。至少要關注核電以外的問題，或者核電跟社會的關系，這才有資格叫知識分子。第三，他關注的途徑、關注的方法，要充分應用自己的知識。你要關注專業以外的事情，但是你必須要負責任。不能夠胡說八道，比如我的專業不是教育，我要對教育發言，那我要對自己言論負責。我要調查研究，要了解。到時候我不能說我不懂，不懂講來干什么。現在所謂的這些經常發言的人物，叫大V叫什么也好，不是偽君子就是書呆子，這兩者占了大多數。所以我不屑一談這些，我也不愿意人家標榜我是什么公知，我說：謝謝你的好意，不要拿這個來標榜我。我做我該做的事就可以了，你怎么定位是你的事。另外，我覺得在這個改革的過程中，如果你真正是為國家為社會著想的話，也不得不講究妥協，有很多事只能一步步地做，沒有必要什么東西都抖出來，非要把人家逼到死角。有的人一定要說劃什么派，我說我什么派也不是。我的朋友有你們講的左派，也有你們講的右派，我都不拒絕打交道。比如我寫的一篇文章批評北大的孔慶東太粗魯太無禮，其實他不敢回應我的，因為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緣。去年我們去土耳其，正好是同一批的，他對我很客氣，我跟他談話也不涉及任何政治問題。我的很多朋友相互之間都有過節，但我對他們都是朋友。

　　時代周報：你的微博有100萬粉絲。你如何處理自己在微博上的言論？

　　葛劍雄：我一般自己也不大發。人家叫我轉發，必須告訴我怎么樣證明你是真的。萬一你錯了，我怎么相信你呢？我又沒有權利調查你。我說言論自由要堂堂正正地爭取，要公開，連這個勇氣都沒有，那還講什么言論自由呢？如果從小就養成一種不負責任，造謠生事的習慣，將來害了自己。因為不署名，不是實名，所以不要負責任。我主張公開，實名，怕什么？所以，我的微博是實名的。現在很多人都抱怨怎么不好，我說：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比起以往言論自由還是有點空間了，大家要好好珍惜這個東西。現在很多中國人就雙重人格，這很危險。

　　實習生何思韻對本文亦有貢獻

　　七卷本《葛劍雄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學人文庫”之一）：《第一卷：普天之下》、《第二卷：億兆斯民》、《第三卷：悠悠長水—譚其驤傳》、《第四卷：南北西東》。后三卷為待出：《第五卷：追尋時空》、《第六卷：史跡記蹤》、《第七卷：冷眼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