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志》始有著錄的小說《燕丹子》，以行刺秦王為題材，意在表現一群仁人志士當燕國國勢迫急之際而展現出來的為信義而輕生死的精神力量。這一主題，是以公羊學的復仇觀念作為其思想基礎的。

　　《春秋公羊傳》成書于漢景帝之時，但早期公羊學自孔子作《春秋》之時便已存在，并經過孔子口授傳至后代。在戰國，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對《春秋》的詮釋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傳承而廣大。《春秋》亦史亦經，依事而明義，公羊學對其義旨，竭盡探求，形成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哲學。清人皮錫瑞評曰“《春秋》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發明斯義”（《經學通論》）。公羊學觀念，純正悉備，“大一統”說、“三世”說、“大復仇”說等，于古代治國安邦，作用顯著。

　　褒譽報仇雪恥之舉的“大復仇”說，所針對的是朝綱解鈕、殺戮無道的亂世，冀以給痛苦無望的歷史提供另一生存之可能性。《春秋》推崇復仇，尤重報國仇、雪國恥，公羊學于此多有揭示：

　　《春秋·莊公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傳文中，齊襄公滅紀國卻被稱為“賢者”，緣于他替遠祖復仇的行為，故孔子予以褒獎，同時，提出了復仇的兩條原則：一是由于國君一體，歷代相襲，故九世仍可復仇；二是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即天下無道、公義盡喪的情況下，以直報怨，個人可以秉持自然的血緣之情、沿循祖先的恩痛去復仇。

　　在《燕丹子》中，太子丹的復仇之因集合了個人之道義與國家之公義，雖以行刺的形式付諸實施，卻于理未失；此外，九世仍可復仇，更何況是針對現時之痛，故而不得不報。

　　小說開篇的“逃歸”情節，針對的原因是“秦王遇之無禮”。“無禮”至何程度，小說不予鋪敘。令人滋生想象的是，在“求歸”之時，秦王所設置的“烏白頭、馬生角”的條件，實為無理之極。秦王許歸之后又不甘心，設下欲置太子丹于死地的陷阱：“為機發之橋，欲陷丹”。由上述兩端，實可逆推與想象居秦為質期間秦王對待太子丹是何等的“無禮”以及太子丹所承受到的欺凌與煎熬。甚至，對于這一人間苦痛，上天也發出了正義的譴責：“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生角”、“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在中國文化中，創傷巨痛而莫可伸于人間者，天下百姓對于正義的吁求，均于“天意”明之。小說中的三個神怪性細節，說明天佑太子丹所遭受的不公和痛苦，同時代表人間譴責了秦王之暴虐陰詐。因此，太子丹“深怨于秦，求欲復之”，自是必然。

　　太子丹摹士行刺秦王，還緣于其“質子”身份。以人為質的制度產生于西周，戰國時人質主要是諸侯的公子，取其砝碼貴重之義。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點明出具質子一方的主要是弱國。質須以誠信為基礎，但其時質已被欺所取代，對方信不由衷，質實無益也。于是，質子便往往成為強國霸主玩弄的對象，作品中太子丹所傾瀉而出的“無禮”“無道”等控訴，道出了在秦國做質子的無盡悲哀和憎恨。

　　因此，貴為太子，出使他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自己，更主要的是國家。對方施諸于自己的欺凌，可視為對己國的無禮和污辱。所以，太子丹所欲復仇者，我們切不可理解為僅僅是出于私仇，這之中，實有國恨之意存焉。他對麹武、田光、荊軻三士，于復仇動機反復申明：“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與此相映的是，荊軻也認為太子丹之受辱，乃為國事，“解燕國之恥”“數以負燕之罪”“燕國見陵雪”，又在秦庭數落秦王曰“足下負燕日久”。故此，太子丹摹士并行刺秦王之動機，既出于個人之道義，亦出于群體之正義，合乎天理人情。

　　公羊學“大復仇”說的另一原則是復仇須究分寸。

　　《春秋·莊公四年》經曰：“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曰：“……此復仇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仇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傳文中，齊襄公滅紀國卻安葬紀伯姬，孔子稱賞他，許之以“侯”。《公羊傳》于此指出復仇應須光明正大，把握分寸。

　　《燕丹子》中荊軻行刺一段，滲透著這一原則，但最為人詬病：

　　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于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仇。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小說作者認為，秦王對待太子丹“無禮”并且“兵臨燕”，但罪不至死，故虛構了荊軻劫持秦王為人質的細節，用以消弭戰爭，頗與公羊學思想相契合。綁架之未成、荊軻之死，則是緣于秦王之“乞聽琴聲而死”的詭計。這里，光明正大與欺詐狡猾，當下立判，并照應“逃歸”情節。

　　公羊學“大復仇”說尚有別一理念，即復仇不諱言敗。

　　《春秋·莊公九年》經曰：“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仇也。”

　　一般來說，春秋無義戰，但有兩次，其中就包括魯莊公戰齊師于乾時之戰。作戰失敗，《春秋》違反了“內不言敗”的通例而直書“敗績”，原因在于褒獎魯莊公為復仇而戰。公羊學認為，勇于復仇，為大義之所在，即使戰敗，也是光榮的。

　　《燕丹子》故事的結尾盡管以失敗而告終，但以公羊學思想而論，太子丹摹士而行刺，屬大義之舉，故雖敗猶榮，值得贊揚。因此，小說作者的通篇筆墨，回蕩著一股光明磊落的激越昂揚之氣，對燕國陣營中的人物，也抱著同情和贊賞。

　　公羊學復仇觀念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尚恥精神，這種精神在《燕丹子》中得到了回應，從而在文學世界中，肯定了道義、正義以及國恥親仇必復的合理訴求。以此思想為基礎，自《燕丹子》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雄渾悲壯的復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