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慶彰

    第一次見到林慶彰先生是在去年廈門召開的海峽兩岸國學高端論壇上。那次會議，臺灣來了20多位學者，其中絕大數都是林的學生。“我們現在的學科受西方影響，傳統文化中的經史子集四大類，被分成文史哲，史學對應史部，哲學對應子部，文學對應集部，唯獨經學沒有對應的現代學科。”林慶彰當日對現今經學發展的這番憂慮之言對我觸動很大，這也成為這次采訪林先生的因由所在。前不久，林先生來北京，承他來電相告，在他下榻的北大勺園，記者采訪了林先生，在敘述經學研究生涯之外，也請他談了兩岸經學發展的現狀、異同及面臨的困境等諸多問題。

　　師從屈萬里

　　1948年，林慶彰出生于臺南縣七股鄉的一個小村。早在他出生前10年，父母因不見容于祖父母，才遷到七股。幸虧當時臺灣實行公地放領政策，一無所有的他們領到八分田地，全家就靠這八分田地的收成來過活。由于父母都不識字，家中并沒有什么書，幼年林慶彰僅能見到的讀物是二哥讀私塾用的《唐人寫信必讀》、《三字經》、《幼學瓊林》、《千金譜》等書。

　　高中時，林慶彰開始喜歡讀課外書，《北極風情畫》、《塔里的女人》、《籃球情人夢》這些文學書籍都在那時讀過。學校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選錄《四書》的部分篇章作為教材，他嫌內容太少，自己買了三民書局的《新譯四書讀本》作補充，這是林慶彰接觸古代經典的開始。高考時，由于地理科看錯題目，少寫一題，平白損失十分，林慶彰僅考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圖書資料科。不甘心的他一面應付世界新專的功課，一面準備重考，每天熬到凌晨兩點。疲累時，唯一的消遣是那套擺在床頭的《莎士比亞全集》。

　　1969年，林慶彰考入東吳大學中文系。當時學校的師資不是很理想，“國學導讀”的老師講話學生們都聽不太懂，林慶彰只好買屈萬里的《古籍導讀》來讀，漸漸地對國學產生了興趣。由于景仰屈先生的學術成就，林慶彰接著又讀了他的《書傭論學集》，“盡管書中的內容有很多都看不懂，但卻愈發鼓舞我研究經典的決心”。

　　一心想成為屈萬里門下弟子的林慶彰，整天窩在圖書館，全力備考臺大中文研究所，但卻因七分之差敗北。在澎湖前線服兵役的兩年間，擔任通信連文書兵的林慶彰為了再考研究所，每天在熄燈后用手電筒在被窩中讀《尚書》，白天則手抄《尚書》全文。1974年，東吳大學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所，聘請屈萬里、臺靜農、鄭騫、戴君仁、張敬等國學大師來任教。屈先生既已到東吳任教，林慶彰就不再考臺大，轉而報考東吳中研所，最終以第二名錄取。

　　林慶彰還記得上屈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時，用的課本是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屈萬里要求學生每周閱讀一定的頁數，并挑出其中的錯誤。每次都是林慶彰挑出的錯誤最多。其時，屈萬里正擔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在東吳大學只是每周兼一次課。為了確定碩士論文題目，林慶彰到史語所拜訪老師，屈先生提議他研究明代經學，考辨豐坊、姚士粦等人所作的偽書。“研究豐坊，是因為他作了很多偽書，坊間流傳的《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學者都以為他所偽造。”林慶彰收集各種版本，參照比對，發現《子貢詩傳》有抄本和刻本之別，抄本應是豐坊偽作，刻本為王文祿就抄本篡改而成。至于《申培詩說》，則從各種記載證明非豐坊偽作，而是王文祿抄錄豐坊另一本偽書《魯詩世學》的詩旨而成。生病住院的屈萬里，在病床上堅持看完林慶彰的論文，認為“你的說法，打破三百年來的成說”。老師的話讓對自己并沒有十分把握的林慶彰頓時信心大增。

　　后來考博士班時，為了研究計劃，林慶彰又向屈先生請教。“你既然研究明代經學，就去探討楊慎以下的考證學，看看與清代考證學有何關系”。就在他著手收集楊慎、胡應麟、焦竑、陳第、方以智等考據學者的資料期間，屈萬里因肺癌病逝。“我在傷痛之余，更加發憤，后來即使發現論文的題目太大，短時間內很難完成，我仍咬緊牙關苦撐下去，因這題目是老師所賜，等于老師的遺志，應勉力完成才對。”經過5年努力，林慶彰終于完成《明代考據學研究》的論文，結論是明代楊慎等人的考據工作，是清代考據學的先導，這篇論文將考據學的產生時代推前了150年。

　　三十八載經學研究路

　　讀碩士班時，因查尋經學資料不方便，林慶彰曾請教屈先生想編一部“經學論著目錄”，但限于力量，未能如愿。完成博士論文后，林慶彰第一件想完成的，就是這件事情。從1987年4月起，他邀請幾位學弟協助，開始這項工作。由于當時臺灣科學發展委員會不接受編輯性的計劃，林慶彰申請不到任何經費補助，編輯過程中所需的費用全部由他一人支付。經過兩年努力，編輯工作完成，共收錄1912至1987年間的經學論著條目一萬四千余條。

　　在寫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林慶彰發現明末清初學者有一種考辨偽書的風氣，就以“清初的群經辨偽學”為題，開始收集資料，對清初學者的辨偽工作作了相當詳細的分析。“當時考辨《易圖》、《古文尚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周禮》、《大學》、《中庸》、《石經大學》等經書和經說的學者，都有一個愿望，就是藉考辨這些書來厘清儒學的真面目，我把這種學術活動稱為‘回歸原典運動’。”現在研究經學史的學者常常會提到“回歸原典”這個名詞，其實都是受林慶彰《清初群經辨偽學》一書的影響。

　　1989年8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開始成立籌備處，擔任籌備處主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吳宏一教授勸他申請文哲所，沒想到3個月后即獲所方咨詢委員會通過。為了專門從事研究工作，林慶彰辭去了東吳大學教職和《國文天地》社長職務。

　　回顧30多年的學術生涯，林慶彰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進行了如下分類：一、經學史的重新詮釋：著有《豐坊與姚士粦》、《明代考據學研究》、《明代經學研究論集》、《清初的群經辨偽學》、《清代經學研究論集》等專著。民國時期，則特別關注顧頡剛和熊十力的經學。二、經學數據的編輯整理：編有《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1993-1997）》、《朱子學研究書目》、《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目》、《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另外，也將朱彝尊《經義考》重新點校出版。三、翻譯日本經學著作：已完成的有《經學史》、《近代日本漢學家》、《論語思想史》，和單篇論文二十余篇。

　　雖然在他看來，編輯日本漢學目錄算不上是很有分量，但《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目》二書卻成為開山性的目錄著作。前者是海內外研究日本經學的第一部目錄，不但拓展了國內學者的視野，也為國際漢學交流提供了方便。編輯《日本儒學研究書目》時，除了學生外，林慶彰還發動太太和小孩，平均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后來，日本研究儒學的權威荒木見悟教授對他說“讓一位外國學者來為我們編目錄，我們日本人感到很羞愧”。這部有史以來第一部日本儒學研究書目，給日本學者相當的震撼。

　　從1975年師從屈萬里開始，38年的光陰無聲地流逝消融，早年英氣勃發的林慶彰如今已然成為一位老者。他的一生始終和經學研究緊密相連，而在兩岸學術界，林慶彰這三個字一為人所提起時，也必然是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