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藝術教育”是近年深圳藝術界的熱門詞匯，而近日深圳OCAT向南都記者透露的訊息也與之形成呼應該中心將把“公共藝術教育”作為年度重點項目，進一步致力于藝術向公眾的傳播和推廣，一套涵蓋藝術圖書館、藝術講座等內容，以藝術館硬件為依托，全面整合當代藝術史料的大型系統即將出爐，把全深圳民眾都納入到藝術傳播、藝術服務的覆蓋范圍之內。

　　何謂“公共藝術教育”？簡而言之就是“教會民眾欣賞藝術”。迄今為止，深圳的“公共藝術教育”已延展出講座、導覽、工作坊、社區藝術論壇等多種豐富形式，但隨之而來的一個疑問是，名目眾多的“藝術教育”到底將藝術“教育”到民眾的心坎中去了嗎？形式的豐富性、多元性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民眾的鑒賞需要？以發達國家為參照，深圳的“公共藝術教育活動”開展狀況處在一個什么水平線上，又面臨著哪些難點和挑戰？

　　1，深圳“公共藝術教育”項目多、形式豐富，卻暗藏商業陷阱

　　當下深圳，公共藝術空間的“免費”優惠已被普遍推廣，藝術與公眾的互動逐步加深，藝術鑒賞門檻的降低……種種優越條件，均為推行“公共藝術教育”的氛圍基礎。如今，無論是已逾200期、每月數次的何香凝美術館“人文系列講座”，還是關山月美術館持續多年的“藝術鑒賞季”、“文化義工隊”、“學術沙龍”，又或是OCT當代藝術中心新近成立的“OCAT圖書館”……它們與各類零星、分散的社區藝術活動形成互補，把藝術的魅力，以“教化”的方式緩慢地推向民眾的內心深處。

　　與國內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藝術公共教育在“實惠指數”上稍勝一籌。宋莊藝術節總策劃人、知名藝術評論人岳路平透露：“深圳的美術館、藝術空間大多是免費的，而北京方面還在為"收費不收費"的問題糾結不已。”而另一個“實惠”之處是選項的豐富除了公眾藝術工作坊、公眾藝術論壇、藝術沙龍、藝術講座等落地活動之外，還有許多線上藝術材料、藝術視頻可供下載、瀏覽，“藝術教育”漸漸突破了藝術館的苑囿和束縛。

　　大多數公共藝術教育都有很強的“形式感”、“儀式感”，簡直讓深圳有了些“文藝之都”的錯覺。但藝術學者、深圳公共宣講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孫振華卻識破了這個美麗的“謊言”：“深圳"公共藝術教育"種類駁雜、形式豐富，美術館及一些商業機構，都很喜歡舉辦各種針對公眾的宣講活動、推廣計劃，但它們卻部分被商業因子侵襲，只是功利地想多吸引些人流量而已。”而岳路平更是給出了毫不留情的評語：“一些所謂的"公共藝術教育"，往往成為了商業行為的再包裝，他們向公眾推廣的不是藝術，而是在推銷自己的商業美學。”

　　在深圳這個被商業、經濟定義的城市，即使是一項看似公益、看似神圣的藝術活動，也很難讓人停止“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更何況，目前的公共藝術教育，往往被肢解成一個個“項目”，它們的執行和實施往往受制于“項目責任制”，有時是爆發式、遍地開花式生長，有時卻“雷聲大雨點小”。孫振華評價某些“公共藝術教育項目”僅僅是偶爾爆發的“陣雨”：“公共藝術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一些公共藝術教育的致力者卻有些急功近利，想通過幾場"陣雨式"的藝術項目"揠苗助長"地把藝術"填鴨"地灌到公眾的腦袋中去，這種急迫的心態，可能往往起到反作用。”

　　2，“公共藝術教育”需要“基金會”支持，需要制度化、日常化

　　看似“公益性”極強的“公共藝術教育”為何會被商業因子乘虛而入？這其中的邏輯關系不難理解，如今，大多數美術館已進入“免費時代”，門票收入不再是美術館主要的經濟支柱，美術館若要實現自身“造血”功能，往往就會以“冠名贊助”等形式與商業機構的“炒作活動”相聯合，而商業機構往往也看重“免費”這一噱頭所帶來的人口紅利。這種“藝商聯合”，往往把原本出于公益宗旨的藝術教育活動變成了商業人脈的積累平臺，這顯然和公共藝術教育的原則背道而馳。

　　而這種“錢”的困境在瑞士巴塞爾、英國倫敦等地得到了完美解決，其中的關鍵就在于“藝術基金會”的經濟輸血。據岳路平回憶：“2003年，我在瑞士巴塞爾、英國倫敦等地參加了一些藝術駐地計劃，驚訝地發現，當地推行藝術公共教育，是通過基金會的力量來完成的。當地的美術館，大多是由基金會"贊助"的，所以每一筆支出都要列出詳細的報表和相關金額標準，同樣，推行藝術教育，也常常列出責任條目，精確到"如何與周邊學校發生互動"這般地步。而對入館觀眾也有取舍和要求必須保證在一定周期內，會有一定數量的中小學生入館觀看。”由此不難想見，上述地區關乎“藝術公共教育”的一切都是透明化、條例化操作的，它的最大亮點，便在于基金會“執掌”財政大旗，按照契約邏輯擬定管理和運作規范。

　　反觀中國，當前的“公共藝術教育”，不僅缺乏基金會贊助，又未能形成一種完善的制度體系，以應對新的公共藝術教育語境。岳路平透露：“不少中國的藝術機構，都曾經想過邀請其他國家的優秀公益藝術組織、藝術機構來助力本土推動公共藝術教育，但令人遺憾的是，沒有本土基金會愿意出資贊助。而當我們把眼光轉投于國外基金會，指望"遠水解近渴"時，另一些問題又來了：在中國，本土相關配套制度卻十分不健全外國基金會往往得不到一定的政策優惠，沒有促進藝術教育國際合作的政策氛圍，他們不僅不愿"斥資"，還會因此而看低了中國的藝術土壤。”

　　3，龐大的基層外來務工者仍視藝術為“曲高和寡”之物

　　當前，“公共藝術教育”所針對的多為“普羅大眾”。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公眾都應當是藝術的觀賞者？雖然“免費開放”的優惠放低了入館門檻，但許多藝術館工作人員最后還是失望地發現，前來參觀的，大多還是那些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大學生、知識分子、藝術從業者等等，真正的草根和基層觀眾卻寥寥無幾。這會令人們陷入一個自省的詰問之中："公共藝術教育"就是為了向公眾傳授藝術的，怎么不管如何倒騰，到了最后，藝術仍然只是精英們的專屬物？”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就奉上了一個另類的“公共藝術教育”樣本。岳路平告訴記者：“泰特現代美術館在"公共藝術教育"上持以的觀念是通過影響專家，轉而影響大眾。”也就是說，這種“公共藝術教育”并不是直接指向基層受眾的，而是指向輿論的引導者。因此，泰特美術館的觀眾，常常是以大學生、學者、記者、影評人、導演、作家等組成的黃金鼎盛陣容，該館的“公共藝術教育”，事實上是按照“藝術精英草根”進行分層的。“他們先用藝術影響知識階層，而知識階層再將藝術化簡成普羅大眾看得懂的通俗內容，藝術通過這樣的"二次傳播"來指向受眾，效率反而更高。”

　　而深圳目前已初具這樣“分層”的土壤，據孫振華的觀察，目前深圳美術館、藝術館最忠實的流量貢獻者，就是那些略具規模的“中產階層”。“如果說前些年入館看展覽、欣賞藝術的受眾，其層次還不是很明確的話，那現在幾乎可以說，深圳已經形成了一批家庭經濟條件殷實、具有較高學歷背景的"藝術粉絲"，但人數更為龐大的基層外來務工者卻仍視藝術為"曲高和寡"之物。那么，如何讓更基層的民眾也享受到藝術的福澤？不是強令他們去看展，不是用填鴨方式給他們灌輸藝術，而是要設置一個"中間帶"，在高端受眾和弱勢受眾之間架設起來，發揮傳播、協調、潤滑的功能。”而這種“分層”的方式，恰恰也成為當下公共藝術教育的一種新啟示，這樣的階梯遞進過程，或許更能保證“公共藝術教育”的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