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儒學為根　

　　維系取經隊伍的倫理道德正是儒家最根本的仁義思想。《西游記》中頌忠揚孝的情節其實還有不少。如江流兒復仇報本、合家團圓，陳家莊百姓感恩建寺等。孫悟空在車遲國召喚來了雷神時，曾高呼：“仔細替我看那貪贓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這不是佛道的教義，卻正是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的真情流露。而其中描寫的人間九個國度，大多是“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君也不是有道。”這恰恰是從反面肯定了儒家“君臣、父子”的仁義正統觀念，表現了對國泰民安、堯舜之治的向往。當唐僧師徒四人取回佛經，回到東土，給大唐帶來了佛的靈光之時。這時的大唐正是君賢臣良、敬佛敬道、國泰民安，“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的富強禮儀之邦。這是三教合一的最佳結果，也是作者的最高理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為核心”和“人為貴”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文化。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不僅是封建產物，而且為一種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應變、發展中表現出極大的生命力。

　　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更是文化上的優勢。對儒家文化發源地中國來說，它應該吸取歷史的教訓，既不能妄自菲薄，對孔孟之學全盤否定，又不能陶醉于歷史，在故紙堆中被束縛。至關重要的是，在各種不良思潮泛濫和沖擊的形勢下，中國必須保持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

　　儒家學派的創建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孔子在垂暮之年總結自己的思想進程時說：“吾十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可見，孔子在年輕時就有了遠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學派的出現應該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貴族，作為殷遺民在周初遷到了宋地。后來又經過了幾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產生時，他的家族已經沒落，但是因為有遺傳的因素，孔子身上還存留著殷遺民中儒者的氣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喪父，家境凄涼，所以，早年不僅得到嚴格的生活鍛煉，而且也有機會繼承殷商遺民中儒者世代相傳的賤民職業，幫人主持喪葬禮儀。

　　早年的艱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來，在十五歲左右，他就立志苦學，想用個人的奮斗來改變當時自己的地位。在三十歲之前他已經有了很豐富的古代典章、禮儀方面的知識，所以他說自己“三十而立”。但他的職業依然是很低賤的。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魯國，他除了偶爾對現實發表一些議論外，基本是只發言，不行動，他將精力主要用在了培養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這個過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國時的收徒講學，最終使孔子學派日益壯大，“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終于開創了儒家學派。

　　《西游記》關于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愛人。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他的哲學觀點，對后世影響深遠。春秋時代學在官府，孔子首開私學，弟子不問出身貴賤敏鈍，均可來受教。仁體現在政治上是強調“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實質是泛愛眾和博施濟眾，孔子把仁引入禮中。

　　禮治為“德治”，他并沒有否定“禮治”，他的“德治”無疑是對“禮治”的繼承和改造。愛人即為仁的實質和基本內容，而此種愛人又是推己及人，由親親而擴大到泛眾。

　　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

　　禮：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范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封建社會后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智：同“知”，孔子的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指知道、了解、見解、知識、聰明、智慧等。內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質、知的來源、知的內容、知的效果等幾方面。關于知的性質，孔子認為，知是一個道德范疇，是一種人的行為規范知識。

　　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當權者講信用，百姓也會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忠乃表現于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

　　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于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認為如缺乏孝敬之心，贍養父母也就視同于飼養犬，乃大逆不孝。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并非對父母絕對服從。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然而孔子論孝，還講“父母在，不遠游”，“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表現了其時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為繁瑣儀式，《禮記》中規定父母死后“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哭泣無數”以至“身病體羸”變成精神和肉體的自我摧殘。宋明時代把孝道作為道德論中最重要的范疇之一，理學家朱熹提倡父權絕對化。孝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中，剔除宣揚封建主義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對父母的“尊”、“敬”、“養老”，將孝親與忠于民族大義相結合，主張死后薄葬節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