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生》是高曉松的第三部電影長片，它無疑證明了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將那位年輕人拒之門外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否則中國便可能多了一位三流導演，少了一位一流的音樂制作人——現在卻二者兼得。

　　對高曉松而言，寫歌是事業，音樂制作人是職業，電影導演則充其量只是一門業余的手藝，工作之余玩一回票也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情。02年的《那時花開》為遠去的校園民謠時代添加了一個充滿表現主義色彩的影像注腳，之后的《我心飛翔》則以非常不成功的意識流詮釋了高曉松的玩票是多么的貨真價實。《大武生》誕生在一個中國商業電影高歌猛進的美好時代，這就注定了它的面貌將與前兩部片子不同：玩票般的自得其樂蛻變為技術粗糙的低劣，過多商業資源的整合則讓導演有限的藝術能力原形畢露。

　　當觀眾掏錢買票時，沒有人希望會看到又一部《霸王別姬》，或者另一部《刀馬旦》，盡管正是那些電影激活了京劇這一題材，為《大武生》這樣的商業片鋪好了類型道路。觀眾可能為了純粹的娛樂，或者因為對高曉松這一名字的感情和好奇而去看這樣一部電影。《大武生》的問題在于，面對并不高的觀影要求，導演和演員們究竟投入了多少職業精神？在商業圈錢和藝術素養之間，至少應該保持一個不至于太過夸張的比例。

　　所幸還有洪金寶，還有元彪和于榮光，如果《大武生》還有幾分可看之處，那便是這些香港影人所呈現的武戲部分。電影中的武打表演原本脫胎于京劇，本片有一點讓武打回歸本源的意思。岳江天挑釁余勝英和“一龍二奎”擊敗岳江天兩場戲都發生在舞臺上，洪金寶在設計編排動作時有意把武術的攻擊性和京劇武生的表演性融合起來，兩場打斗視覺效果極佳、氣氛熱烈節奏緊湊，極具可看性。這兩場戲都發生在電影的前半部分，可惜整部電影卻沒有跟上它們的節奏。開頭的緊湊，越發襯托出之后的拖沓；武戲的精彩，讓文戲、情感戲顯得尤為蒼白、狗血；尤其是，香港導演和演員出色的職業精神讓那些明顯來打醬油的人情何以堪啊！

　　《大武生》的各種不好許多都屬于電影基本功問題。

　　所謂基本功大體是指這幾個方面：導演的敘事能力、劇本的編劇水平和演員的表演水平。由于之前兩部電影都帶點現代派和實驗色彩，觀眾不好理解，所以也不大有人責難過高曉松故事講不好。《大武生》中生硬的跳躍感則把這種局限完全暴露了出來。電影開始時余勝英救孟二奎的段落被莫名奇妙地作了省略處理，余勝英把帽檐一壓，便直接跳到了之后的某個時間點。其實，這本該是很重要的一場戲，這時候如果適當地讓余勝英露一露身手，既可以建立觀眾的認同感，又可以對之后與岳江天的對決戲起到一定的呈遞和過渡作用，況且，觀眾一開始并不認識余勝英，光把帽檐一壓，誰知道他怎么救的人呀！一些對劇情有重要意義的關鍵點，電影沒有進行有意識的鋪墊，這也是敘事跳躍感的另一個原因。比如，與關一龍身世有關的掛件，在童年階段的戲份中辟一兩句話交代一下本是舉手之勞，電影里卻差不多要真正“用”到這件東西時才讓它第一次出現。《大武生》的整個故事對我而言顯得缺乏吸引力，因為類似的故事已經在其他電影中出現過無數遍，編劇則基本沒有對其進行創新性的改寫。這是一個過于冷血的故事，在嗜血的復仇中，人們感受不到情感的溫度。一句話概括，這樣的故事“沒有倡導正確的價值觀”。關于角色和表演，《大武生》對角色時尚感的塑造完全是失敗的，在他們身上，你看不到民國上海與現代流行偶像劇之間的區別。關于這一點，《大武生》應該向《建黨偉業》學習。在《大武生》里，劉謙是演魔術的那個劉謙，徐熙媛仍是那個常常與票房毒藥聯系在一起的大S，韓庚是韓庚，吳尊是吳尊，他們都是偶像明星，沒有一個人是演員。導演沒有想把偶像“塑造”成演員。

　　《大武生》的缺點基本上也是當前許多國產爛片共有的，它不是個別現象，它折射出的是一個普遍的態度問題。電影是一門開放的藝術，也是一樁人人都可以做的生意。但導演是一種職業，像任何職業一樣需要一種職業精神。無論你之前是寫歌的還是說相聲的，當你放下其他活拍電影時，請記住你是一名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