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腦和手機的普及,年輕一代書寫能力的不斷退化,正成為教育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不少語文老師改卷時,都驚呼同學們寫出來的作文簡直成了一幅“天書”:字形丑陋、潦草難辨、錯字連篇……這一現象,也讓傳統書法面臨的處境更為尷尬。
2011年,教育部下發了《教育部關于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以下稱《意見》),要求學校開展書法課教學。今年1月,教育部印發了《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稱《綱要》),再次就做好中小學校書法教育工作做出部署。但是,書法師資緊缺的問題卻讓不少學校都敲起了“退堂鼓”。
職業化教育彌補師資短板
教育部下發的《意見》要求,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中,須按照課程標準要求開展書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級的語文課程,每周須安排一課時的書法課。高中階段則在語文課中增設與書法有關的選修課程。
然而筆者調查發現,不少學校的老師暗地里為此“抓破頭皮”。由于師資奇缺,校方只好從語文老師或美術老師中“抓壯丁”臨時湊數。不少語文老師都抱怨道,他們過去只是負責規范寫字,水平遠遠及不上書法藝術,一時間捉襟見肘。
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桂光觀察到,由于教師資質沒有得到保證,這些由班主任代管的書法課,很多時候也不過是光盯著學生們練字帖而已。“整個書法課教學水平的提高,關鍵在于師資。”張桂光倡議,教育部門應當將書法課看成美術課、音樂課一樣,對書法教育的專業資格作出明確的要求。
張桂光認為,提高師資的方法,在師范大學開設“書法系”也是一種可取的解決途徑。“隨著書法教師的需求量增大,書法教師的出路也會多起來,生源跟著就增加了。”他表示,如果書法課可以作為中小學基礎課程長期開展,就能為書法系的畢業生形成穩定的市場鏈條,促成行業內部的良性循環。
作為書法系畢業生的書法教師公春江對張桂光的倡議表示認同,他說,現在開設書法系的學校,已經從以前的三四個增加到現在的30多個,“如果這些學校書法系的學生能下到地方來授課,就能帶動整個片區的書法發展”。
“教育部門應當培養有專業素養的書法教師。從長遠來看,通過職業化途徑來解決書法教師的供需問題,是毫無疑問的。”廣東省教育廳教研室美術教研員周鳳甫表示,但他同時也提出了疑問:“書法教師的學科定位是什么?在我國學科教師的定位中,目前還沒有將‘書法教師’獨立出來的先例。”
“軟硬兼施”應緩行?
“書法進課堂”除了在師資培養方面引起爭議之外,其具體的教學內容也是業界關注的另一焦點。張桂光對書法課程的設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小學生上書法課,不宜一開始就接觸毛筆,而應該多練習鋼筆字,把握好字形,形成規范字概念之后,再去接觸毛筆和臨摹字帖,字帖上有很多字是不規范的。”
目前,《綱要》要求中小學的書法教育,必須包含硬筆書寫和毛筆書寫。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每周都要安排一課時用于毛筆字練習。
與硬筆書法相比,軟筆書法更強調欣賞功能,而硬筆書法更符合普及性原則。公春江表示,小學生一開始就寫毛筆字,姿勢不正確容易養成壞習慣。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廣州培訓基地主任陳輝則認為,硬筆書法將來也是可以往軟筆的方向遷移的,因而毛筆字無須開展得太早。
“許多人以為,一寫書法就要寫得像書法家一樣,就將抄寫字帖等同于科學訓練,這實際上是不科學的。單是臨摹字帖并不能學習書法背后的規律。”陳輝認為,現在教育部門在書法課具體安排的制定上,還存在缺陷。《綱要》提倡小學生用鉛筆寫正楷字,就是其中一例。“鉛筆是不能用來練字的,因為鉛筆容易弄斷、弄鈍,而且力度不同、筆畫也有區別。”
然而,對“低年級不應先學毛筆字”的看法,專家們也存有爭議。周鳳甫認為,國家對軟筆和硬筆的教學次序作出區分,主要是出于課程設置的安排。“一堂課面對全班幾十人,練習硬筆書法比較容易,但這并不代表低年級學生不適合寫毛筆字。”他表示,目前國務院頒布的學位附錄已經將書法納入為藝術學科下的一個學科,藝術學科也從文學學科下的一級學科獨立為一個門類,未來的書法教育在課程結構上將更明確清晰。
書法團體望成開路先鋒
書法教師的培養步伐雖未趕上開展書法課的節奏,但書法界的各種民間團體卻開始躍躍欲試。根據《意見》要求,學校可以根據需要聘請當地書法專業人員參與指導。
張桂光表示,在專業的書法教育資格認證出臺之前,教育部門可與書法家團體進行溝通,借助書法家的力量進行培訓。“我們既可以讓書法家到學校開辦教師培訓班,也可以直接進入校園兼書法課。總之,形式可以多種多樣。”
廣東省硬筆書法協會也是近年致力于“書法進校園”的一分子,協會每年都會組織會員到各院校進行硬筆書法的推廣活動,也一直試圖在中小學鋪開有關活動。陳輝表示,所謂師資缺口的問題,其實是相對而言的。他認為,盡管過去社會對書法的重視程度不高,但由于廣東地區悠久的書法傳統,社會累積了相當數量和質量的書法人才,教育部門應該發掘社會團體這一人才寶庫。
“教育部門應當建立機制,讓專業人士參與教學。待遇方面也不能總是以社會責任來說事,畢竟專業團體的水平確實比普通教師要高。”陳輝表示,除了建立讓專業的社會團體直接參與的機制之外,讓社會團體通過普通教師的師資培訓間接介入校園的書法教育,也是目前與教育部門積極接洽的一個方向。
對此,周鳳甫也指出,在目前書法教育的起步階段,應調動各種社會團體資源,但單靠社會團體的運作并非長久之策。“畢竟,從教育角度而言,國家對義務教育的目標設定和安排是有要求的。社會團體在書法教育上有其優勢和特點,但對義務教育在具體把握上有可能不準確。”他認為,民間傳統慣用的“手把手”“一對一”的“私塾式”書法教學,不一定能與現代工業化的教育制度相適應。“書法教師也必須是復合型人才,除了擁有書法技能外,還須掌握教育學和心理學要求,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都必須適應現代課堂。光是字寫得好,并不代表能夠勝任書法教師的職務。”
“書法考級”仍存爭議
去年12月,上海舉行了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寫字等級考試。然而,隨著今年1月的《綱要》出臺,這一等級考試亦恐將成為“絕唱”。《綱要》明令要求:中小學書法教育不舉行專門的考試,不開展書法等級考試。
“目前存在的所謂‘考級’,背后實際上都是有利益驅動的,有違教育的公平性原則。”周鳳甫認為。
然而,在書法界看來,給等級考試下“禁令”的說法,卻顯得有些不近人情。陳輝認為,書法考試可以不作為“加分”,以顯平等并減輕學生的負擔,但等級考試本身,是旨在建立統一的標準,讓學生有更清晰的學習目標。“其實,書法比奧數、鋼琴重要得多。人或許不需要鋼琴,但一定要具備書寫母語文字的能力,這是最基礎的素質。然而,現在連對師范生書法的硬性要求都沒有,不像普通話那樣有強制性的門檻。”陳輝說。
周鳳甫表示,我國對書法教育的看法,目前仍存在實用性、功利性、目的性過重的問題。“書法是學生學習、體驗、了解傳統文化的一種形式,比如韓國和日本就沒有標準和量化考核。他們只是通過書法課,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繼而將其培養成為自己的人生愛好而已。書法課的功利色彩越少,對傳統文化傳承恰好是越有利的。”周鳳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