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當年那位赫赫強勢的人物——魏武帝曹操能夠透視時空的霧霾看到他后世一代不如一代的情狀，是否會對他生前未能斷然翦除的司馬氏深感悔恨而氣惱？對曹氏后輩子孫的不爭氣而焦灼無奈？還是也能對自己曾經的某些作為有幾分反思？都是我們無法考據的了。不過，這就是糾結著基因、權力還有人性的歷史，一團亂麻廝纏著的歷史。

《三國》劇照，圖為曹操

　　也許當我們稍稍注意一下，便不難發現：歷史的某一個階段，某一個重大事件，盡管距離百年、千年，卻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和重合。多數人對此好像并不奇怪：碰巧唄，偶然性唄！其實在時空的進程中，人和事的行進軌跡似乎是會有某種規律可循的。這也許就是歷史走到某一階段，重要人物的某些活動便出現了相似與重合的內在原因。

　　這樣的例證并非個別，這里僅舉人們較為熟知的漢末和三國時期的一個突出事例加以剖析。這就是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漢獻帝劉協將皇位“禪讓”給他，是為魏（史稱曹魏）；而當45年后的公元265年，司馬懿之孫、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又逼迫魏主曹奐（所謂魏元帝）讓位于他，即晉朝的第一位皇帝晉武帝是也。四十余年間，盡管曹魏經歷曹丕、曹叡、曹芳、曹髦和曹奐五個皇帝，但總的來說都是短命的。曹丕享壽僅39年（傳統說法為“虛歲”40歲），在位不足7年；其子曹叡活得更短，僅34歲，在位13年；叡之子（據說乃“乞養”之子）曹芳繼位時僅8歲，15年后（公元254年），被司馬師廢掉，立高貴鄉公年僅13歲的曹髦為帝（髦亦為曹丕之孫，東海定王司曹霖之子），在位6年后僅19歲即被司馬昭殺害，又立常道鄉公曹奐即位。奐為魏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在位僅5年后即被等得不耐煩的司馬炎趕下了臺，徹底結束了由曹孟德打下基礎、其子曹丕開創的曹魏皇朝。而且，這五任魏主，除丕與叡為正宗遺傳外，余雖為曹氏血脈，但芳、髦、奐均非直系正傳：曹奐乃曹操庶出兒子之子，曹髦卻是曹丕庶出兒子之子，這就是說，最后一帝魏主竟是倒數第二帝魏主的堂叔輩分。當然這主要是因為真正的朝政掌控者司馬氏“亂點皇帝譜”的結果。

　　這五任魏主之所以短命，原因有共同性也有其不同點。至少第一、二任曹丕與曹叡的短命與一般封建皇帝縱情聲色、生活不節有關。以丕之子曹叡為例，在位時雖兩面受敵，長年用兵，但在許都和洛陽均大興土木，廣造宮室園林，終日與寵妃人等于芳林苑中宴樂，身體嚴重受損，因此父子二任均才過“而立”未過“不惑”即離世。第三任曹芳據傳亦淫佚不節，喜狎近倡優，但早年即被司馬氏黜逐外鄉，郁郁而斃，亦不得壽。四任曹髦之短命系遭害而卒。唯五任之曹奐雖最后被司馬炎逐出都城，卻以56歲壽終，在五任魏主中享壽最長者，但也是茍活而已。

　　如從這五任魏主再上溯至“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魏王曹操，祖孫幾代的經歷中實在有不少驚人的重合之處。公元三世紀初，曹操翦滅群雄，權勢日隆，雖未直接奪取皇位，但漢獻帝（劉協）已名存實無，操視這位傀儡皇帝如“雞豚”，平時帶劍上殿，獻帝朝不保夕，奉操為魏公乃至魏王，加“九錫”。但協仍心存不甘，在悸恨中作徒然掙扎，先后與董妃之兄董承和伏后之父伏完以衣帶密詔等形式力圖聯絡謀曹之士“討賊”，敗露后反招來更大慘禍，操與心腹華歆等殺董承、董妃與伏完、伏后并滅皇子等，一再制造宮中的喋血慘案。正如京劇《逍遙津》中漢獻帝的一段“二黃慢板”中的唱詞：“欺皇人在金殿不敢回對，欺寡人好一似貓鼠相隨，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受罪，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這雖然是后世的戲中語，卻也是當時的大致真實情狀。時間過了半個世紀左右，在司馬氏專擅朝政的曹芳、曹髦時期，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又重演了帶劍上殿，對傀儡皇帝頤指氣使，甚至“反臣為君”，視后者為“雞豚”的活劇；不過不是稱魏公、魏王，而是稱晉公，仿佛又依當年模式復映了一輪。而傀儡皇帝卻同樣不甘屈辱，作了一些徒然掙扎。如曹芳之臣、皇丈張緝等三人也領受了芳之“衣帶詔”，但同樣與當年的董承一樣，尚未行動即敗落而被殺，連同曹芳之張皇后盡皆滅族……

　　事情的重合尚不止此，這五任的曹魏皇帝自身也在許多方面循環著，重合著。

　　如曹丕先納袁熙之妻甄氏為夫人（甄氏為其生子即曹叡），后納郭氏為貴妃，郭氏為進一步得寵，設計使丕厭棄甄氏，最后則干脆“賜死”；而其子曹叡（即魏明帝），先納毛氏為后，而又納更為美貌的郭氏（又是一個郭氏）為貴妃，由于毛氏被冷落而不滿，叡聞之大怒，與其父一樣立將毛后賜死，又是一個驚人的重合！

　　人們很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作為雄才大略、威加海內，被后世許多大人物反復稱道的魏武帝曹操，他后世曹魏事業的承繼者卻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何耶？這不僅是一個應深加研究的歷史現象，也是一個復雜而微妙的社會現象乃至遺傳學問題。應該說，曹操之下的兩代某些方面尚差強人意。如在文學方面，操、丕、叡被后世稱為“三祖”，實則曹丕尤其是曹叡遠不及曹操。操之詩作雖在鐘嶸的《詩品》里不被看中，那是出于鐘的審美眼光和藝術偏見所致；而后世則趨向于認為操之詩作大氣古樸，蒼勁渾厚，頗具思想內涵；丕之作品亦有可取者，特別是其文藝論著《典論·論文》具有經典之傳世價值；而叡雖也有詩和散文（大都已散佚），但與其祖、父均不在一個層面上。至于以下幾任魏主，在文化素養上就更無表現了。

　　至于在事業開拓，政經將略方面，曹丕一代與吳、蜀雖有碰撞，但已談不上有開拓進取之績可言；曹叡時代對外作戰已不得不倚重司馬懿。史書上雖對其有生性穎悟、弓馬嫻熟之語，但少有實踐表現；對野心勃勃、深藏而善機變的司馬懿盡管開始也有戒心，但終還是逐漸落入其掌控之中。懿之后，更大權旁落于其子司馬師、司馬昭之手，以致芳、髦、奐三帝均未擺脫傀儡身份，所謂“曹魏”之天下基本上已成為空殼。

　　類似曹操這樣生前將權謀，能力乃至體魄發揮到極致的人物，其后代為何難以在高水平的狀態下承繼長久？其子曹丕次之，其孫曹叡再次之，再以后則更等而下之。這的確頗耐人思索。盈極必虧的說法看似有理，歷史上卻有并非如此甚至相反的例證。其實，從科學上講，在成長環境等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后，后代權謀、體魄弱化導致難以為繼或狀態不濟的情況是并不奇怪的。

　　早年曹孟德征戰四方，幾乎無不親歷，出生入死，礪煉了心智、膽魄與將略，而且兼具揮鞭揚波、橫槊賦詩的大氣與瀟灑。其子魏文帝雖也隨父出征過，但并未短兵相接，戟戈碰撞，作為世子，少不了被多方保護，自然還是鍛打不足。及至曹叡以下，基本上未離宮闕，更缺乏臨陣之體驗。顫羸的環境弱化了人的自身，當然也萎縮了當事者的心魄。曹丕所納之甄氏夫人，本是曹丕在曹操攻破鄴城之后掠奪的袁紹之媳袁熙之妻，因丕見其頗為美貌而動心，操見之亦稱“真吾兒婦也”。于是納之，后生曹叡，而被定為繼位者。甄氏從僅有的資料中看，除姿色為其非常之處而外，還可能有些多情善感；至于智慧、能力等等，似均無明顯表現。由是便不難看出作為一位嬌美女性，首要考慮的是避險而圖安，心性膽氣可見。作為曹叡之母，體弱與否尚在其次，而“心弱”則幾乎是肯定的。這樣的影響，其子表面的體貌極有可能是不錯的，也可能還表現出一些小處的聰慧，但絕非大器，更難獨當一面支撐江山。當曹丕彌留之際將叡托付給曹真、陳群、司馬懿三人“保駕”時，唯一的竊權“大鱷”出手之機已經開始。當然，如果沒有司馬父子的內外支撐，以曹叡的智能與膽魄，甭說是向外開拓，即使守住曹魏已有基業恐也夠吃力的。

　　不過，在沉抑晦暗的大環境中也有突發的一聲尖嘯的插曲。這就是公元260年魏主曹髦在司馬昭的高壓和欺凌下忍無可忍，爆發了一記略帶哀鳴的生死拼搏，他糾合了僅有的宮中親隨人等執戈挺杖，做了一次也許是雞蛋碰石頭但不能再有的抗爭！其結局可想而知：對手司馬昭并未露面，只令親信賈充出頭應對，賈指示打手成濟就徹底“解決”了。也許對這樣一件“蠢事”，人們覺得既魯莽而又自取其禍。而我卻認為：如果將其視為一個不甘屈辱、不計安危、奮起抗爭的19歲青年，至少還有幾分并未泯滅的血性，也會產生出應有的不乏慘烈的悲憫之情。而且不應忘記：這位姓曹的青年在他的生命歷程中還曾發出過這樣的呼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一直在空氣中回蕩了1700多年，穿越時空，突破了當時的具體指向，而演化為一種具有深刻含義的警示語。我進而又在想，由此一點亦可推論：這位“青年”未必沒有思想，未必不能有作為，而在當時他所面對的過度擠壓之下，縱有思慮的火種，并無擦碰的契機，更無施展作為的起碼的空間。由此可見，客觀條件不是不可能使有價值的人生能量“報廢”了的。

　　最后，我忽又想到：假如當年那位赫赫強勢的人物——魏武帝曹操能夠透視時空的霧霾看到他后世一代不如一代的情狀，是否會對他生前未能斷然翦除的司馬氏深感悔恨而氣惱？對曹氏后輩子孫的不爭氣而焦灼無奈？還是也能對自己曾經的某些作為有幾分反思？都是我們無法考據的了。不過，這就是糾結著基因、權力還有人性的歷史，一團亂麻廝纏著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