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洲先生與共和國同齡。不用說，他那個年紀的人該經歷的事情，無論看上去多么荒唐、荒誕，或莊重嚴肅到令后來者發笑，他差不多都一絲不落地經歷過——即便從眼下這本散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些許蛛絲馬跡。和我這種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人相比，黃先生無疑是那種有故事，有傳奇，有諸多精彩回憶可供咀嚼的人。但這正應了那句不祥的讖語：所謂故事即為事故；唯有事故才配稱故事。黃先生打一出生，就和他多事的祖國相偎依：父親因七句“不當”言論，被打成“不戴帽的右派”，一家人因此長期深陷于謹慎、膽小的心境，這種心境的難熬程度，它給人帶去的心理折磨，非過來人決不能體會；黃先生自己則跟隨停辦大學的祖國，僅止于中學學業，緊接著成為知青，緊接著成為“準軍人”（上大學是后來的事）……等到漸次趨于正常的社會大駕光臨，卻早已年華暗度，悄然間，消逝了青春，但未失去激情。

　　一連串的事故造成的故事，豢養了一整套特殊的詞匯系統，其中的部分角色，在這本書中，看似不經意地反復出現；諸如“兵宣隊”、“‘一打三反’辦公室”、“犯方向路線性錯誤”一類令今天的人備感陌生的語匯，正折射出事故和故事造成的影響，至今沒有完全放過黃先生，至少還活在黃先生不無執拗與充滿韌性的記憶中，尤其是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詞匯即命運的結論，在此來得無比扎實、可信，宛若講德語而深陷納粹集中營影響的猶太人保羅·策蘭所說：我們只能用敵人的語言進行思考和寫作。黃先生的母親晚年患有老年癡呆癥，她最常說的話，正好來自這套質地特殊的詞匯系統，只因為這套系統給了老人家以終生的噩夢。黃先生在本書中述及母親的這一細節時，禁不住感慨萬端：“打某種意義上說，一位老年癡呆癥初期患者的話，句句真理，乃人民情緒最準確的記錄，可以不入病歷，而是入史。”黃先生的言說如果不比保羅·策蘭的更精辟，起碼稱得上更素樸，更誠懇，更具有滄桑感。

　　但更要命的是，事故和故事造成的影響遠不僅止于詞匯系統，更在于它隨身攜帶的話語方式。當事故和故事站出來生存時，話語方式也就獲得了自己的肉身形式；而正是話語方式，才是詞匯系統的驅遣者和組織者，是詞匯系統的導演：它的語氣、呼吸、句式、修辭、意象，直至整個表意系統，無不沾染故事和事故給予的絲絲縷縷。黃先生的同齡人、詩人北島曾在某處說過，他們那代詩人（或寫作者）此生有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徹底清除這種表意系統對寫作本身產生的影響。黃先生這本散文集的意義，正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展示：它就是在比較徹底地清除那種表意系統后，呈現出來的素樸的文字狀態。

　　黃先生很清楚，廣泛的事故和故事導致的表意系統更傾心于大詞；大詞投合了表意系統的好胃口，大詞是對表意系統的高度恭維。它樂于效忠事故和故事，但更是故事和事故自身的產兒——這中間的同義反復或邏輯循環就像闡釋學循環一樣，既不能排除，也無需排除。理由無需多說，因為據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卡爾·波普爾說過：“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無知，這十分重要。因此，我們決不應當佯裝知道任何事情，我們決不應當使用大詞。”大詞的首要特征是強硬（或者是“強”和“硬”），它自稱與真理比鄰而居；而在中國生產事故和故事的那些年月，真理反對耳語和低音量，倡導咬牙切齒、斬釘截鐵的語氣——低音量和耳語被認為是聲音中的小資產階級，其革命立場左右搖擺不定，必須被清除，似乎也得到了很好的清除。黃先生對此有過反思：“當然，在用大詞、抒發大感情方面，桂興華（黃先生的朋友——引者注）要比我更純熟，比我更帶制高點，從而眼光與聲調也更遼遠，這就有點像屈子，心間始終橫亙著一個國家，搬它不動，也推它不動。”如果這種口氣聽上去還顯得比較游弋，更多是突出了大詞中隱含的善意，那如下言說就稱得上反思深刻，況味和滄桑感都很濃烈：“這是我們這一撥人難以掙脫的桎梏、鐐銬，也是我們這一撥人暗自的驕傲。誰叫我們選擇這個寒寒暑暑的時代擺下了我們的年齡段。”

　　黃先生首先是詩人。讀他的詩，讓人相信他大體上相信華茲華斯的判斷：所謂詩，就是在靜靜中回憶起來的東西。眼下這本散文集的主體部分，也是回憶的產物。這種令人心生感慨的回憶，早已經給大詞淬了火，強硬的話語方式和強硬的詞匯雙雙變軟了，像西湖中的蓮荷，濕潤、光潔，但依然挺拔。這讓回憶這件事——而不僅僅是回憶起來的東西——變得溫馨、細膩，像爐邊的火苗。依照語言哲學的基本常識，回憶本身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語言事件。但黃先生的回憶使用的是素樸之詞，是小詞。小詞或素樸之詞跟軟相對仗，跟溫情、細膩相匹配。在這種質地謙遜的回憶中，甚至制造事故和故事的年代也不乏溫情，比如那個令人感動的李政委。但黃先生很冷靜，他并沒有忘記：李政委也是那套特殊語匯系統和表意系統的被掌控者，以其身份，甚至還稱得上它們的添磚加瓦者；李政委首先是聽命于那套語匯系統和表意系統，在情況許可的范圍內，才對人（比如本書作者）施以良善的態度，給人以溫馨的體驗。語詞是人之肉身的結論，在此同樣來得扎實、可信，黃先生完全是憑借自己的誠實，也許是在無意間，殊途同歸于、皈依于這個語氣低平的結論。是使用素樸之詞和小詞的回憶，保證了黃先生行文時的誠懇、誠實，但首先是黃先生不斷反思自己在語言和詞匯上的出處，才預先保證了回憶必須使用小詞和素樸之詞。

　　中國文化素來以倡導無神論知名于世。它提倡只有一個現實世界的觀點，反對彼岸，否定拯救，不信任任何形式的超驗感。因此，從很早開始，漢語就是一種沒有神性和圣潔感的語言，亦即漢語不是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那種“原初語言”（Adamic language）。近世以來，經過幾代傳教士和中國人合作而譯成的漢語版《圣經》，奇跡般地為漢語輸入了神性和圣潔感，擴大了漢語在超驗維度上的表達力。已故詩人張棗曾經這樣界定漢語：那是一種“在歷史上從未擺脫過政治暴力的重壓，倍受意識形態的欺凌，懷舊、撒謊、孤立無援卻又美麗無比的漢語”。讓人驚訝的是，經歷過大詞的熏陶之后，黃先生這部小書中的某些段落，竟然隱隱約約讓讀者體會到了漢語的神性，還有那難得的圣潔感。尤其是考慮到這些段落的作者是曾經故事和事故的人，驚訝感將會變得更加強烈：

　　那天從上海回來之后，心里想，現在是沒人再叫我小黃的了，如若感覺疲憊的時候還想振作，想來一貼精神上的藥，恢復一種青春的感覺，那就趕快往上海打個電話，聽人爽爽快快叫一聲“小黃”，陡然來它個“精神煥發，防冷涂的蠟”，哪怕是涂蠟也照樣打虎上山，現幾分雄風，多么好。

　　拿這段話對照和合本《圣經》中的某些段落，不難發現隱隱出現在它們之間的一致性，無論是語氣、句式、呼吸上的一致性，還是情緒上的一致性。但黃先生的文字卻絕對是世俗的、現世的，沒有絲毫超驗色彩，符合黃先生在本書中某處出現過的夫子自道：“我這人信的其實還是儒家。”是否是儒家的仁愛精神，讓黃先生在軟化了表意系統和詞匯系統后，居然從某個曲徑通幽處，接通了“我主”的愛意？這是一個謎，唯有黃先生自己才知道。但本書第七輯“我有一群弱弱的建議”所收的文字，比如“建議你穿越濮院古鎮”、“建議讀讀一群流淌于大運河的詩歌”、“建議吹吹日子里的風”、“建議了解我們這個自古繁華的錢塘”……由此有了一種祈禱的姿勢，卻是完全可以認定、坐實的事情。正因為是祈禱的姿勢，反倒使“弱弱的”具有了不一般的力量，卻又絕不強硬，或自以為真理在握。

　　一個成熟的作者寫就的任何一本書，都應該自成一體。但整體并非刻意而成，也與表達的主題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系。整體在本質上跟心性相關，是心性讓一個作者隨機、隨緣寫下的所有文字，在任何時刻集結，都能成為一個整體，無論這種心性是良善的，還是惡意的。黃先生以他幾十年的修煉，造就了一個整一而非分裂的人格。他在不斷邁往良善和仁愛的路上，雖步履維艱，但也步伐穩健。或許，這才是他能夠盡最大可能清除強硬的表意系統和語匯系統的原因，也是他這本從表面上看過去雜七雜八的文章能夠在氣質上、在骨子里成為一個整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