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寶投身革命，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他踏上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路。影片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天寶“三過草地”的堅韌與最終抵達延安的洗禮。當領袖囑托“要為解放藏族地區發揮作用”時，天寶的生命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由此開啟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篇章——甘孜建州、西藏解放、民族改革等重大歷史進程，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康省、西藏自治區、四川省擔任領導職務，畢生踐行民族發展、團結與共同繁榮的崇高原則。

　　導演劉勁與藝兮率領團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阿壩高原拍攝，是對長征精神的當代續寫。

　　演員頓珠次仁持續拍攝磕長頭浸入甚至零度以下的寒水直至高燒40度；200多臺車輛無法抵達之處，重型器材全靠人力背負前行；政協原主席尼瑪木“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的動員，阿壩州13個縣市“傾其所有”的支援，紅原縣“出資翻倍”的誓言，在這片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命名、銘記紅軍鮮血浸染的“紅色草原”上，以最樸實的方式賡續血脈相連的深情，重現了當年藏羌同胞支援紅軍的赤誠。

　　羌族導演藝兮，懷抱著讓藏羌英雄故事“打破地域民族界限，照亮精神前路”的使命感投身創作。他深知天寶同志的一生貫穿阿壩，這些不該被遺忘的故事，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非凡。

　　《天寶》的藝術感染力，源于其對真實質感的極致追求與浪漫情懷的深刻表達。影片伊始便以震撼人心的壯美影像將觀眾瞬間帶入青藏高原東南緣與川西北的遼闊天地——馬爾康，即“火苗旺盛之地”躍然銀幕。影片對服裝、膚色等細節考究細琢：戰士粗布軍衣的破洞磨損，張連長再次出現時服飾的變化，均無聲地敘述著歲月的磨難與斗爭的印記。

　　容中爾甲以音樂觸動心靈與情感：莊嚴的長調確立了雪域精神，《啦哩謝莫》將傳統旋律與現代交響融合，將自由與信仰轉化為打動人心的旋律。從央珍犧牲時的悲歌到戰友重逢時的堅定，紅軍跋涉的草地、倒下的沼澤，音樂襯托了這部民族史詩的強烈生命力，深刻參與了信仰與覺醒主題的敘述，成為精神傳遞的無形紐帶。

　　該片超過90%的場景采用實景拍攝，特別是在缺氧高原背負器材徒步攀登的環境下，超過80%的同期聲效錄制，這在當今的電影制作中極為罕見。它精準捕捉了人物最細微的聲音，營造出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在拍攝紅軍在沼澤地犧牲的場景，風刮過布條飄蕩的嗚咽風聲令人屏息——不見尸骨，卻聞悲鳴的聲效設計，使得歷史在場感穿透銀幕轉化為精神的回響，這些由血肉鑄就的細節，讓“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變得可觸可感，激發了對逝去戰友最深切的緬懷，彰顯了創作團隊對歷史的敬畏以及對英靈的深情告慰。

　　藝術總監唐國強堅持實景拍攝與藏族演員擔綱核心角色的創作原則，為影片的真實性奠定了基石，使阿壩州的壯美山河成為影片的“敘事者”，演員陣容的純粹保障了藏族文化的原真性，每一幀都凝聚著對歷史真實的虔誠追求。攝影機將阿壩山河轉化為敘事力量——雪山、草地、經幡、碉樓不再是靜態風景，這種“以命相搏，誠意創作”的態度，讓紅軍穿越雪山草地的艱難歷程、藏區生活的原生態質感，以及20世紀30年代藏族同胞的生活圖景與精神世界，如油畫般厚重而寫意。

　　戰友群像的塑造，尤其是片尾處幾位藏族戰士向天寶報到的場景，飽含了血濃于水的革命情誼，將藏族人民與紅軍超越時空的真摯情誼推向極致。這是跨越漫長歲月后，對共同信仰與奮斗歷程最質樸的肯定。觀眾從藏族同胞清澈的眼眸中，感受到那份特有的純真與忠誠，從而深刻理解歷史的選擇：藏族人民選擇追隨紅軍而非川軍——紅軍用生命踐行“真摯”。這份用真情換來的生死相托，正是紅軍精神最動人的傳承。

　　影片中這些飽含“人生況味”的細節：老薛犧牲于夾金山，草英長眠于草地，紅軍的后代雪蓮紅，從央珍身上流淌出的藏族女性特有的溫柔與悲憫，最終在布達拉宮與天寶重逢，在《啦哩謝莫》旋律的烘托下，個體命運的悲歡離合與家國歷史的壯闊進程交織，令觀眾無不為之動容。這種深沉的人生感喟，真摯永存，是《天寶》的珍貴之處。正是這份對人民、對戰友、對信仰的至真至誠，才能穿透歲月，讓紅軍精神歷久彌新，代代相傳。

　　最終抵達那座名為“人民”的布達拉宮。

　　“命運不會告訴你它要轉彎”。當影片結尾，天寶以西藏自治區主席身份真正步入布達拉宮時，這條“未曾設想的道路”充滿了歷史的必然與信仰的升華。正如頓珠次仁所領悟的，天寶將“向善之心融入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理想”，天寶的覺醒與成長，是一個民族的覺醒與成長的縮影，它告訴我們，信仰是照亮人生迷霧的燈塔，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力量源泉。無論起點如何，堅定信仰與崇高理想就能“度己度人”。布達拉宮在此刻超越了宗教彼岸的象征，成為他通過革命解放之路所抵達的精神高地。正如《共產黨宣言》在片中回蕩：“無產階級只有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