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三、五，中國書法手機報都會準時送到全國上萬名書協會員和書法工作者的手機上。打開手機報可遍覽書壇信息，其中十有八九都是什么展覽又在什么地方舉辦了，有的時候甚至多達十幾條，這還僅僅是兩天之內的展覽訊息，由此不難窺探當今書壇展事的火熱盛況。

　　個展、群展、單項展、主題展、雙年展、全國展，以及眾多的比賽類展覽，充斥于全國各地的美術館、博物館、畫廊、書法家工作室和臨時場地……繁多的展覽中，絕少提及什么展覽舉辦了什么主題的研討會和公共教育活動（當然，專為書法家捧場的XXX藝術特色研討不在此列）。于理論界有探索意義、于公眾有普及意義的學術教育活動，如今在書法領域可謂少之又少。

　　舉凡全國展、主題展，每每讓人乘興而來——一覽當今某個領域的書法創作全貌，或者領略名家思想與風采，卻往往容易敗興而歸——人頭攢動、鬧哄哄的展覽現場，擁擠了無數可以作“書法大繁榮”例證的觀展群眾，但若想深入了解創作者的所思所想，或者理論家對某一種現象的學理分析，還是回去安安靜靜打電話給他們吧，現場幾乎沒有這樣的時間與機緣；留待展后研討會？想都別想，基本沒有，連展覽本身尚且都有淪落“開幕即閉幕”的危險，更遑論坐下來深入暢談思想的時機呢。

　　擺地攤、大賣場似的過于平面的展覽模式，似乎成為目前書法展覽共同的問題。當代書法的審美已然轉型為主要以展覽機制來啟動群眾對書法的熱情，并使之成為一種時代風尚，書法從雅玩的生存狀態轉向展廳中的公眾賞評，對此展覽策劃者就應該更注重引導公眾進行作品的有序解讀，而非放任他們對藝術的直覺判斷和平面觀看。同樣的，在展覽能夠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表達方式和藝術制度時，展覽的功能就不應局限在小圈子中的社交和展示，而應更注重公民教育和公共審美價值的倡揚。

　　“作為對全民開放的書法藝術展覽，缺乏大多數公民的參與，就意味著失卻了公民教育的意義，也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研究員鄭可春認為，書法的展示大多局限于書法界內部的交流。對于普通公民來說，缺乏雙向互動對話，對于培養書法觀賞群體的成效不大，對于涵養更為廣泛的書法藝術受眾、推進持續發展，其作用也顯得非常欠缺。

　　當書法作品在這個圖像時代如過眼云煙一般快速消失于人們的視覺記憶之外，還有什么會使一個書法展覽留存于歷史和人們的腦海？創作理路、思想火花、書史爭鳴、文化現象、事業構建……每一個命題都比展覽中光怪陸離的夸張形式更有意義，但這些在展覽機制中有意無意地被從業者消弭掉了。可以說，一個書法展覽在學術層面的理性觀照和在大眾層面的藝術普及，可以減弱轟轟烈烈的書法群眾性運動中遭遇的低俗化傾向的負面效應。展覽策劃者應運用各種手段為公眾提供更多觀覽服務，以期讓公眾貼近作品，了解理念，實現公民教育的意義。

　　在這一方面，公立美術館、博物館的探索經驗尤為可貴。中國美術館自2005年開始持續推出書法展覽，并借助展覽開展多層次的學術討論和公共教育活動：對聯比賽、系列講座、書法家現場交流互動、志愿者導覽……中國書協理事楊炳延認為，書法展是重要的文化景觀，同時對公眾而言也是重要的文化大餐，運用各種活動手段營造高雅且惠民的展廳文化，有助于公眾體味書法藝術之美、傳統文化之博，進而陶冶情操、感悟人生。而與展覽同步而行的學術研討、座談會，有助于觀眾了解創作者的思想，亦助力提升展覽學術品位，便于實踐和理論的相互生發與促進。

　　美術館從業者認為，展、覽、論、書四位一體的格局中，務實的學術性是展覽的有效補充和升華。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也曾談到，把立足點放在社會服務的基點上，將美術館的公共教育作為一個大概念來思考，展覽活動就不僅僅是一些課程、一些活動，更是一個綜合性的思考方式、運營方式。因此，書法展覽也更應注重公民美育意識培養的環節。

　　展覽，總有展期。一個書法展，最終能為公眾、書法界和社會留下什么？在“呼喚”“精品大家”的時代，這個回答只能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思想”。體察書法家的感悟之道，探知整個時代的審美風尚，考察藝術、思想之流變，辯論書法在史學、文化和藝術層面的發展可能性，或者僅僅是圍坐在一起，聽聽書法家展紙濡墨間的一小段故事、一小片火花，其意義，都比開幕式來了哪些官員，或者海報上策展人名字的順序，要重要得多。因為，倡揚思辨和教育的意義，思想和創作將會自有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