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追憶 于 2011-11-29 16:53 編輯
攝影術自傳入中國至“五四”運動時期已歷70多年的發(fā)展，但是，由于經(jīng)濟條件、技術條件和攝影師本身所處地位的局限，攝影術主要作為匠人手藝出現(xiàn)，師徒相承，攝影師也沒有意識到把攝影作為一種社會記錄工具或藝術創(chuàng)作手段，更談不上登上高雅藝術的殿堂。20世紀初，隨著攝影技術的改進，特別是干版和軟片的出現(xiàn)，膠片感光度的提高，小型鏡箱代替了早期笨重的相機，攝影工藝的簡化，使攝影具備了推廣普及的條件。辛亥革命后，在民主與科學的呼聲中，越來越多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加入攝影愛好者的行列，攝影成為一項高雅的興趣而被文化界、知識界廣為接納。由于有了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眾多文藝界大家為攝影的誕生搖旗擂鼓，有了陳萬里等人的創(chuàng)作探索及劉半農《半農談影》的理論總結，才有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攝影創(chuàng)作上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陳萬里（1891—1969年），名鵬，江蘇省吳縣人，是中國早期攝影的先驅。萬里是他的字，取“鵬程萬里”的意思，但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少為人知。1917年，陳萬里畢業(yè)于北京國立醫(yī)學專門學校，曾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江蘇省衛(wèi)生署、故宮博物院等處任職。他興趣廣泛，才華橫溢，葉圣陶先生對他的評論是：“陳萬里先生富于藝術天才，文藝、戲劇、繪畫、書法，他沒有一項不篤好，也沒有一項不竭思盡力去擘摩。”陳萬里1919年開始鉆研攝影。從1919年至1921年連續(xù)三年間，作為組織者之一，他聯(lián)系同好在北京大學舉辦三次攝影作品展。當時的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實施美的教育思想影響下，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歌謠研究會、昆曲研究會等文藝研究小組紛紛成立并開展活動。在此影響下，1923年冬，陳萬里、黃振玉、吳輯熙等發(fā)起組織中國最早的攝影團體——藝術寫真研究會，后改稱光社。陳萬里被稱為“光社四杰之一”。1924年夏，在北京光社第一次攝影展覽會上，他展出作品60余幅，得到社會好評，“屢屢感受好友的獎掖”“好友們又慫恿我付印”，于是，他從中選出12幅制成珂羅版，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攝影作品專集《大風集》。
    陳萬里在中國攝影史上占據(jù)了幾個“第一”：第一個出版?zhèn)€人攝影作品集（《大風集》，1924年）；第一個出版紀實攝影作品集（《民十三之故宮》，1928年）；第一個舉辦個人攝影作品展覽（1926年，上海）；與同道一起組織了國內第一個攝影團體——“藝術寫真研究會”（即“光社”，1923年）。他為《大風集》所寫的序言，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個攝影藝術宣言。《大風集》，“美術攝影”的創(chuàng)作實踐范例 《大風集》中收入的作品數(shù)量不多，但裝幀印刷考究，布面精裝，墨綠色的封面上燙銀“大風集”三字，由馬夷初題署，另標有“陳萬里攝影集作品之一”等字樣。書中除自序外，還收入俞平伯題詞及錢稻孫、顧頡剛兩位大家的序。如果說1923年出版的歐陽慧鏘著《攝影指南》中，張元濟的序和康有為的畫意點評為“美術攝影”的誕生制造一定的輿論準備，而《大風集》中收入的作品，則為“美術攝影”的創(chuàng)作實踐提供了范例，從這12幅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美學觀念對其攝影的影響，拍攝題材主要為風景或靜物，沒有反映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畫面追求古典詩詞與繪畫的意境，并處理成朦朧寫意的效果，雖然不盡成熟，但在中國攝影藝術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作品集中收入的陳萬里的自序及另外三人的題詞和序，表現(xiàn)出了新文化運動中幾位文化先輩對這一新興藝術的熱忱，也從理論上預示了它的發(fā)展方向，對后來“美術攝影”的盛行影響深遠。
    在《大風集》自序中，陳萬里認為，“攝影離了機械的動作及技術上的經(jīng)驗以外，對于取材、構圖、陰陽、向背種種方面都是重要的”。他在自己的摸索研究中，最早體悟到攝影的審美功能，提出了攝影“造美”的論點，即在“極不美的境界中”，發(fā)現(xiàn)并“照成它美”，把自然美創(chuàng)作成融入、表現(xiàn)攝影者個性的藝術美。陳萬里還提出了攝影的個性化和民族化問題，其作品要“還出我的本色，使得他無愧為中國人的攝影集”，我們中國的攝影藝術，“不僅須有自我個性的表現(xiàn)，美術上的價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國藝術的色彩，發(fā)揚中國藝術的特點”。這與五四的時代精神是一致的，表現(xiàn)出他的藝術探索精神和愛國精神，并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加以論證，創(chuàng)作出“詩味雋永底攝影，中國底藝術的攝影”。從這些攝影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位攝影藝術的拓荒者善于從生活中發(fā)現(xiàn)美、捕捉美，“無論什么地方，總有照相的機會，不過大家不會取景，容易忽略過。……他的最好的照片，如淡煙寒日荻花秋是在南下洼子照的，大風起兮是在順治門內大街照的，寂靜是在望海樓的院子里照的。這種照片的材料，別人最容易忽略過，而萬里的敏捷的心靈時時提醒他，使他把這種機會捉住。”并注意畫面意境的營造，“蘊藉著一種曠遠高古的意味和文人儒雅的風采。”
    錢稻孫的序言雖然只有短短的400多字，但借著對陳萬里的介紹，道出了作為藝術家的攝影家應該具備的藝術素養(yǎng)和美學修養(yǎng)，“真正感激于自然美而不能自己地用種種方法來創(chuàng)作成表現(xiàn)個性的藝術美，是他的全生活”，“……有時作山水墨畫，也有時自見于舞臺，卻很少人知道他是藝術天才，有極豐富的藝術生活。現(xiàn)在這個集子的內容和這集子的裝幀意匠，可表現(xiàn)了他那藝術的美生活的一部。”正是由于陳萬里的“多方面的藝術天才”和美學修養(yǎng)，才使得他在“還只是極少數(shù)人知道藝術化它；一般人連賞鑒多（都）不知道”的時代，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攝影地位的確立做出卓著的貢獻。
    顧頡剛的序言從陳萬里至交的身份道出陳萬里的藝術創(chuàng)作道路，“他高興起來，可以獨自出行幾千里路，搜尋名勝”。他“善于取景，從他的敏捷的心靈里發(fā)抒出來，這是別人及不來的。”“為了輔助照術的進步”，他“很勤勉的練習畫圖”，“室中到處都是畫冊畫卷，他的胸膈之間永遠飽飫著圖畫的趣味。在他的照片里，他所受的圖畫的陶冶很能做親切的表現(xiàn)。”后來，有人批評他的照片接近中國畫，“充滿著中國畫的神韻”，他又“從了西洋畫師學畫”，“在照相上受了光的訓練已深”，此后，他的照相幫助著圖畫，他的圖畫又幫助著照相，他的藝術的完成自然是更順利了。后來，他聯(lián)系同好成立“光社”，一起“切磋攻錯，夜以繼日，藝術的進步自然是更快了”。 作為摯友，顧頡剛為《大風集》的出版感到“無比的歡喜贊嘆”，陳萬里藝術創(chuàng)作的精神不頹廢、不玩世，也不是“到足以自娛的程度時，就算夠了”，他“自己總不滿足，在他的理想中，有更超遠的境界”，“這一集大都是風景片，將來要換一個方向了”。陳萬里具有“愛美與勇毅的兩種性情”“合一的才性”，“在感情上勇于求適，在理知上勇于求高，在極不枯燥的境界中表顯出極活動的心靈，成就許多偉大和優(yōu)美的作品”。實現(xiàn)他信奉的“從極不美的境界中照成它美”。
    俞平伯的題詞對《大風集》作了高度的評價：“攝影得以藝名于中土，將由此始”。（全文為：“以一心映現(xiàn)萬物，不以萬物役一心；遂覺合不傷密，離不病疏。攝影得以藝名于中土，將由此始。萬里先生曰何如？題《大風集》首頁。俞平伯十三年八月。”）此外，《大風集》印出后，葉圣陶在《文學》第143期上有一篇介紹，其中寫道：“他并不是只給死板的景物留下個跡象，乃是把景物的活潑的生命攝取出來，完成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這些新文化陣營的大家為陳萬里吶喊助威的同時，也為處于萌芽時期的攝影藝術爭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說，陳萬里的《大風集》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攝影從此與藝術聯(lián)姻，結束了攝影被稱為“夷術”、“方術”，稱攝影家為“術人”的時代，對中國早期攝影美學做出突出貢獻。《民十三之故宮》，攝影紀實的探索 1924年冬，在國民革命浪潮的沖擊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被迫搬離故宮，當時北京大學的許多學生和教職員參加宮闈的清點工作，陳萬里是最早進故宮的“攝影記者”，用相機記錄了宮中的真實情景，后輯成《民十三之故宮》一冊，于192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同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陳萬里編輯的《故宮圖錄》，收照片97幅，其中十分之七八為陳萬里所攝。他的照片是封建王朝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見證，他在《民十三之故宮》的《小言》中寫道：“廢帝溥儀出宮以后，我就跟著軍警政學各界辦理查封時所照的照片，由百余幅里面選出八十四幅，遂成就了這一小冊子。自信其中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將來史料的地方。”這說明他已充分認識到攝影的紀實功能，有意識地利用攝影記錄重大歷史事件。他平實地記錄下紫禁城內的這場政治變故，神武門內接受檢查、準備出宮的太監(jiān)、隆宗門前收拾箱籠的宮內婆媽（女傭）、接受檢查的壽康宮宮女和忙碌查封宮殿的軍警人員，等等；他也注意選擇最能表現(xiàn)這一事件本質的內容，如乾清宮、齋宮、養(yǎng)心殿門上封條的特寫，永壽宮后庫秤量存銀的場景。陳萬里在拍攝中注重利用細節(jié)，加深報道的力度。以后把故宮辟為故宮博物院，他的許多照片還成為恢復原貌陳列的主要依據(jù)。
    1925年，陳萬里隨美國哈佛大學考察隊去敦煌考古，從春至夏，歷時約半年，歸來后又以樸社的名義印了一本《西行日記》，于1926年7月出版。《西行日記》內容豐富，集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語言學資料于一書，堪稱游記文獻的典范之作，其內容涉及山西、陜西、甘肅等廣大地區(qū)。陳萬里還以其實地考察在書中改正了以前史書記載的錯誤。葉圣陶介紹說：“除了考古方面，在這部日記里可以看見西北的社會、西北的民眾。陳先生是無處不留心觀察的，一種風俗，一句方言，一出戲文，一席閑談，他都看作寶貴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記里。”葉圣陶還介紹說：“陳先生此行攝有照片300多幅，其中寫大漠景色的曠遠，雕刻壁畫的精妍，物質生活的簡陋，都使沒有遠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照例這些畫片應該附在這日記里的，只因印刷費不充，未能做到。”以游記的形式結合攝影圖片來介紹各地歷史文化和地方風土民情在近年的攝影文化出版讀物中深受歡迎，遺憾的是，當初陳萬里的這300多幅照片未能付印，如今這些照片又不知散落何處，否則，他又在國內開了這種先河。
    1926年夏，陳萬里“應廈門大學之聘，南下過滬，攜來杰作頗多”，8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慕爾堂舉辦了個人攝影作品展，影展由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天馬會”籌組，展品主要是參加敦煌考古過程中拍攝的古文物攝影專題，如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大同云崗石窟，甘肅敦煌石窟等，這個影展被認為有“歷史與美術上的價值”。也是見諸于文字記載的中國最早舉辦的個人攝影作品展覽。這些作品也在蘇州青年會、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展出。
    如果說，《大風集》中的作品代表了陳萬里在攝影藝術性上的探索，《民十三之故宮》和敦煌考古過程的拍攝則代表了陳萬里在攝影紀實性上的探索，說明了陳萬里對攝影藝術的特性有了很準確的把握。
    陳萬里各方面造詣都很深，著作很多。其中攝影專集除《大風集》《民十三之故宮》外，還有《西陲壁畫集》《越器圖錄》和《故宮圖錄》等。他的《云崗圖錄》攝影集，原稿毀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出版。他還寫了數(shù)種游記著作如《西行日記》《閩南游記》《湘川道上》等，并且都附有他的攝影作品，圖文并茂，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