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都是理論批評家對攝影家進行訪談，而這次王征卻以攝影家的身份來給理論批評家作訪談，分別采訪了劉樹勇、李樹峰和我，并作為重要的學術部分編輯到了《像說》一書中，可謂別出心裁。我在訪談中，把這些年來幾乎全部的理論思考都整合到了一起，而且把我的一些人生經歷和感悟過程也都和盤托出……也可以說這個訪談，就是我自己心靈的一個能指。
能指是第一性的：關于影像語言
                          ——藏策訪談（之一）
     越界其實是一種超越 。  
    王征：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影像語言的重要性。以往國內的攝影研究大多從社會功能入手，研究影像體現的社會價值，即便所涉及的到一些攝影本體的研究，也都是從美學、格式塔之類的理論進入的，現在看來效果都很不理想。你從一開始就從符號學入手，研究元語言，也就是語言的語言，在攝影批評界獨樹一幟。希望這次能深入全面地了解你的這些理論，用這些理論把影像本體的語言問題談透。
    藏策：前些日子我在浙江講課的時候，浙江攝影網的沈珂兄就采訪過我，談的也是影像的本體語言問題。可惜那次時間比較倉促，我表述得不夠完整，回來后才想起來還有許多想法當時忘說了，呵呵！正好這次可以說得更完整些。
    我為什么會那么關注“元語言”【注1】呢？這其實是我的知識背景決定的，我這個人的知識背景，跟別人有點不太一樣。你知道，我是學文學專業的，可學校里教的那些傳統的東西，根本就解釋不了文學。沒辦法，我只好自己探索。我是60后，在我20歲左右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才剛剛知道西方有個“現代派”，西方現代派在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說還是個很神秘的東西呢……于是我就查閱各種資料，可惜關于現代派的資料少得可憐……記得當時有一篇文章里說，西方的現代派文學無不打上了“弗”氏烙印。也就是說現代派都跟弗洛伊德的學說有關。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也許簡單得有點可笑，可當時的中國人對現代派的了解就這么多，大概是以為現代派文學就是“意識流”之類的吧，所以就都和弗洛伊德扯上關系了。后來臺灣的弗洛伊德譯本開始在大陸大量翻印，于是我就把所有弗洛伊德的中譯本，以及他弟子們的書全都讀了一遍，對精神分析理論算是徹底弄明白了。后來我還認識了一位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他當年曾追隨弗洛伊德的弟子考伯勒學習過精神分析學，于是我們就一起在天津市圖書館開精神分析講座，當時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的。那時我還在教授開辦的心理門診搞過臨床，在《天津日報》開過心理咨詢專欄……當然我也沒忘了文學，當時寫過一篇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屈原的論文，認為屈原是個有“自戀”傾向的人，當時在古典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直到今天我的這個觀點還被作為一家之言，收錄在《屈原學集成》里。
    研究語言符號學，其實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的事了。因為我越來越發現精神分析學是有局限的，而且就連精神分析學本身，也早已在法國的拉康那里經過了“語言學轉向”【注2】，不研究語言符號學就無法真正進入到文學的本體?？烧Z言符號學比精神分析學難多了，恰好我有個遠親是南開大學的法語教授，他大學是在國外念的，課程里就有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這門課，后來又翻譯了很多羅蘭·巴特的書，是國內的符號學權威……于是我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就去找他請教。語言符號學這東西，如果全靠自學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有人輔導的話，其實也并不太難。尤其是把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徹底搞清楚了以后，就會越弄越有意思。
    迄今為止，我最拿手的兩項看家本事，就是精神分析學和語言符號學。恰好一個是關于內心的，一個是關于文本的。這兩種理論整合在一起，你就知道我為什么會提出“心靈的能指”這樣的觀點了吧？
    王征：是啊，一個人的學術背景一定會作用于當下的研究。
    藏策：回想一下我的求學之路，其實誤打誤撞的成分很多，有點像金庸小說里的那個傻小子張無忌，稀里糊涂地就學會了“九陽真經”。其實真正的學院派做學問，可不是我這樣的搞法。像我研究的這些，在學院里應該歸入“文藝學”，屬于國家一級學科……怎么搞呢？要先把各家各派的歷史傳承、時代特征、學說特點……以及代表人物的出身和生平梳理一遍，然后再進行分析評價，指出各自的優長和不足……至于這些學說在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中如何具體應用，反倒所知甚少了。我就遇見過許多這樣的學者，講起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來頭頭是道，可你要拿一篇小說來讓他用這些方法分析一下，他立馬就顧左右而言他了……
    而我是從用的角度研究理論的，對學科反而沒概念，而且最喜歡在不同的學科之間越界，打橫炮……以前曾經用精神分析理論跑到人家“先秦文學” 那兒去盡情地發揮了一通，現在又在文學和攝影兩個領域里搞“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你說我是江湖派吧，我搞的可都是比學院還學院的“元理論”；說我是學院派吧，又完全不按人家學院的那套學科分類走……所以我剛才說我的知識背景挺個別的。越界搞好了，就是一種超越。文學可以為我的攝影研究提供靈感，攝影也可以給我的文學研究提供靈感。比較文學里有一種方法叫“科際整合”，就很類似這種越界。法國的那個羅蘭·巴特其實也是這么搞的，用他的符號學理論一會研究小說，一會研究時裝，一會又研究攝影……
    王征：以往少有攝影者對評論者的訪談，我現在比較注意個體經驗與作品間的聯系，那你的個人經歷也應該與你的理論傾向有關，我想多了解一些你的經歷，對理解你的理論應該大有幫助。
    藏策：我是個獨生子，從小沒有兄弟姐妹，孤獨得狠。家里不讓我到街上去玩，說街上跑的都是野孩子……一有小朋友到家里來，我就把玩具都拿出來，只要人家陪我玩，玩具送人家都行。直到30歲以前，我都不大擅長人際交往，后來才一點點適應的。四歲那年，“文革”開始了——咱倆同歲，那時你也是四歲——家里被抄了一次家，叫“查四舊”，但很快又“平反”了，抄走的東西又給送回來了，而且送回來的比抄走的還多。說實話，在“文革”中，我家還真沒受什么大的“沖擊”，只不過是惶恐了很長一陣子而已。不過我還是從小就對“文革”充滿了厭惡！我討厭粗俗的東西，討厭那些所謂的“革命群眾”！中國社會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民素質問題，而文革把粗俗捧上了天，把文明踩到了腳底下，讓本來就已經很稀缺了的知識分子又陷入了萬劫不復之中……這在我當時懵懵懂懂的意識里，就類似于“野孩子”打倒了“好孩子”。
    我二十幾歲時，就加入了民主黨派。為什么？就因為我不愿意在填表的時候，在政治面貌一欄里寫上“群眾”兩個字，我討厭這兩個字！我對一切宏大敘事的東西，什么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集體主義的、群眾運動之類的詞語，都深惡痛絕！這些詞語都蘊涵著語言暴力，是假借多數的名義對個人權利所實施的侵犯和踐踏。小時候背語錄的時候，我覺得最順口的一句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呵呵！所以我今天的這些理論，都是解構那些宏大敘事的，這與我個人的性格和成長的經歷都有著直接的關系。我也曾自省過自己的理論研究，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完全正確的理論，那為什么人們還要去研究理論呢？我發現真正的理論都是和內心相通的，其實就是內心世界的一種隱喻。這和作家的寫作是一個道理。我之所以如此醉心于理論探索，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心靈尋找“能指”。我寫理論文章時，只能談理論，如果想起什么就說什么的話，就不叫文章了。現在咱們作訪談，就自由多了，我可以隨時敞開自己的內心，這樣談開來，理論與內心之間的聯系就一目了然了。
                                                          （待續）
  注 釋
【注1】“元語言”簡單地說，就是關于語言的語言。比如研究語言本身所使用的語言，就屬于“元語言”。在攝影理論中，以語言學的方法研究影像的編碼規律以及深層法則，就屬于“元語言”層面上的研究。
【注2】進入20世紀以后，西方的哲學、文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甚至史學等學科，都經歷了“語言學轉向”。也就是開始用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原理，來研究這些人文領域，因為這些學科所研究的，歸根到底都是文本。但中國在這個時期則正在經歷各種政治運動，對西方正在發生的這些新思潮基本處于隔絕狀態，從而形成了知識結構上的嚴重斷層。20世紀中后期，西方又經歷了“文化轉向”，也叫“意識形態轉向”，“文化研究”開始興起，將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拓展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比如對影視對廣告以及各種大眾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對攝影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