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詩戈
一　
　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幾家重要的攝影機構和媒體鋪就了一塊“新銳”的廣場，一時間好不熱鬧，到現在，竟感覺人頭攢動，新銳仿佛無處不在了。新銳本屬于廣場，那里有自由的生命意識和恣肆的創作激情，與新銳身上的朝氣、銳氣同屬一路。廣場的氣質也就是新銳的氣質，而離了狂歡的廣場，不叫廣場——現在廣場有了，新銳們的狂歡呢？
　　狂歡是扮相千奇百怪姿態五花八門的派對，是情緒和欲望無遮無攔的噴薄。那是一個“人向自身回歸”（前蘇聯思想家兼文學批評家巴赫金語）的時刻。眼下這廣場上的新銳們，盡情盡興者有之，一板一眼走正步者竟也有之。君不見，新銳凸顯之際，新的一輪跟風潮已然形成？！以景觀攝影為例，一批優秀作品固然具備較為成熟的語言表達與切入現實的力度，但數量眾多的作品依舊停留在圖解表象與粗淺模仿的層面上。當初景觀攝影的興起并非源于權威話語的倡導，而是得益于一批自覺的攝影師真誠而嚴肅的努力，但當景觀攝影被套上越來越眩目的光環時，其作品中投機、矯情，面色蒼白的一面是否會有所顯現呢。一哄而上拍“景觀”，和扎堆去西藏、婺源、壩上、元陽同出一轍，恐怕是變成身居廣場心儀廟堂罷了。
二
　　好的攝影，在秉性上有一點與狂歡相類：回歸本真自我。無論是趨向藝術的攝影還是趨向社會的攝影，歸根結底，都必須同作者的心靈發生關聯。好的攝影是向內看的，而不是目光朝外的。因此好的攝影通常是獨立的，而不是依從的，是堅定的，而不是游移的。就攝影的本體價值而言，主題跟風、題材跟風的攝影必然有其“反攝影”的一面。正是在這個交鋒的節點上生發出新銳的意義。然而，放眼看去，習慣性的跟從同樣不乏其人，只不過換成了類型跟風而已。
　　甫一模仿，便已是站在狂歡的反面。巴赫金常言：“在廣場上充滿了一種特殊的言語，不拘形跡的言語……”當我們眾口一詞的時候，狂歡已死。
　　跟風潮幾乎是強迫性地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逼迫一些攝影師不得不在主題的“奇觀”效果上尋找機會。作為“TOP20·2011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選觀察員，筆者曾看到一組圖片，通篇彌漫著暴力的氣息，甚至帶著那么一點血淋淋，雖然有幾幅表現出了對現實問題的急切關注，但由于在編輯思路上缺乏對“暴力”統一而明確的界定，反而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一種追求“震驚”的投機心態。其二，跟風也使一些本來具備“優秀”潛力的作品被忽視。有一組投送作品，攝影師將家中陳設全部置于屋外，拍攝環境人像，帶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其結果不言而喻。其實中國普通百姓的家當自有它的文化氣韻在，在內蘊上與國外攝影師的同類作品并不相同，但可惜的是，作品可能具有的地域性魅力迅速被外觀上或形式上的雷同所摧殘。在某種意義上說，簡單跟風的攝影人親手埋葬了本應開闊的空間，并斷送了被差別認可的可能。
　　當新銳攝影師以對舊有攝影形態的挑戰者的姿態出現，并露出了勝利者的笑容時，也正是到了我們需要自我警醒的時刻。我們真的成功了嗎？我們抖落掉機會主義的塵土了嗎？另一種形式的“風光攝影”是否正在大量輸出另一種形式的“胡楊、梯田、油菜花”？真正的新銳，首先必須是獨立的，在精神上和行動上都要獨立，要在廣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依筆者看來，眼下國中這一場場新銳的表演，熱鬧有余，卻少了些狂歡的酣暢。
三　
　在另一層意義上，狂歡又是復調的多聲部話語，廣場語言屬于典型的雜語，每個人帶著不同的口音，操著不同的腔調吐著不同的辭令聚集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里。然而在目前的眾多新銳攝影師身上，復調性并沒有成為一個彰顯力量的特征。
　　不可否認，這一撥兒攝影師對影像語言的關注尤勝從前，于是“語言”成了業內的高頻詞匯，內地的攝影似乎正在經歷著一場“語言轉向”。發軔于上世紀初的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試圖通過語言去探究存在的本質、思想的意義以及世界運行的邏輯。它之所以成為哲學方法論上的一次重要革命，是基于以下前提：人類的思想以及通過思想把握的外部世界是內在于語言的，因此語言問題是根本問題。但筆者認為，在攝影領域，情況不是這樣。影像的語言固然是影像存在的基礎，但它不是自為的，而是一種人工產物，植根于我們的現實經驗。而經驗是一個更廣闊的范疇，并不內在于影像語言。影像語言并不是思想觸摸世界的唯一通道。因此，當我們越來越強調影像的語言本體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是在一個較狹窄的視域中考量攝影了。
　　看得出來，在新銳們的作品中，個人紀實風格漸成主流。他們注重語言錘煉，藝術化取向較為明顯。盡管其中的上乘之作不乏切入現實的力度、廣度與深度，但在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紀實攝影佳作卻不易覓得。按照某資深人士的看法，后者好像是越來越稀缺了。毋庸置疑，今天的年輕一輩所容身的社會現實有其復雜性與深刻性，但相對于他們對現實的激烈反應，他們的影像表達卻有著藝術家的溫婉與優雅，其間透露出來的無力感，引人深思。筆者堅持認為，與個人紀實攝影相比，社會紀實攝影在直擊生活的力量上和傳播效果上具有優勢，此番后者的貧弱意味著此次狂歡“復調”與“雜語”的落空。我并不否認“語言轉向”對國內攝影可能具有的“啟蒙”意義——我以為“語言”也包含攝影材料與工藝，但就國內攝影總體而言，拔著自己的頭發能離開地面多高，是一個眼下需要自省的問題。
　　是的，在這熙攘的新銳廣場上，我并未看到徹底的狂歡。追根究底，真正本土的狂歡，是全民性的，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參與進來，都有被加冕的機會，而且每個人都享受著狂歡的快感。廣場文化需要敞開胸懷擁抱蕓蕓眾生。
　　無論怎樣，既然有了廣場，就要做好狂歡的準備。新銳們的氣質，應該是廣場氣質，新銳們的精神，應該是狂歡精神。
（作者系“TOP20·2011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選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