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經歷了苦難，但又不愿意被苦難所擊倒所同化，變成黑暗的一部分。他們將詩歌作為一種精神寄托、一種與現實環境抗爭的手段，努力以詩歌的方式為打工者尋找光明，用詩歌來探尋世界的意義。詩歌對于打工詩人來說，不是獲得現實人生成功的工具，而是來自心靈深處的需求。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與推進，數以億計的農民涌進廣東珠三角打工，出自打工者之手的打工詩歌開始涌現，且形成了相當的規模。打工詩歌由于真實、生動地還原了進城農民謀生的歷史現場，記錄了打工者的生存方式與精神狀態，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了國家、民族的變革而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來自草根階層的打工詩人正是以詩歌的形式來書寫、展現著他們的中國夢：他們固然有無盡的痛苦與苦難，卻并未被苦難淹沒，而是積極向上、奮力拼搏，表達出要求平等、希望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正當愿望，這種積極進取、追求平等的現代人格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在急遽變革的時代的新變。

　　一直以來，我們較多地關注打工詩歌對單調的流水線對打工者這一弱勢群體的壓迫與異化的表現，但事實上，在這些詩歌中，我們同樣也能看到打工者的堅韌與尊嚴，他們對于現實不公的抗爭，他們堅守自己的人格與自尊，并且希望得到社會的理解與認同。打工詩人對勞動有著積極的認同，并且從中體會到做人的尊嚴，“你為這個城市的建設，搬運過3298噸鋼筋”（陳忠村《城市的高度我無法測量》），“這也是我的北京/這里的繁榮，也有我的一份”（郁金《今夜的北京》）。打工詩歌張揚著有拼搏才會有未來的信念。詩人許強鼓舞打工者要堅定信念，向苦難的命運宣戰：“我的兄弟姐妹只有信念才是不竭的駿馬/帶你脫離黑暗奔向無盡的前方/南方不相信眼淚。那就讓我們像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樣 長出葉刺/刺向現實這個無情的對手吧”（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在南方打拼多年的羅德遠在默默耕耘的蚯蚓那里找到了共鳴，將之稱為自己的“兄弟”，表達了詩人面對苦難時不屈不撓的可貴精神：“你沒有了腳 便試著匍匐前進/失去了手 索性用頭顱耕耘”（羅德遠《蚯蚓兄弟》）。他們相信只要堅持，永不放棄，就能克服困難，實現自己的夢想：“請不要鄙夷我這份執著的向往……不想讓沙塵埋住的意念/使我一次次讓血液沸騰/我要流向遠方/遠方的海洋/來表達自己對夢想的執著追求”（張連敏《一條不知疲倦的河》）。最可貴的地方還在于，打工詩歌表達出了強烈的公民意識和平等意識，在孫文濤的《“站住，把你的暫住證掏出來！”——97年的一天，首都西客站》中，當詩人受到警察的審查、盤問，并沒有滋生怨恨、報復的情緒，而是以理性的態度申明自己作為中國公民的公民權：“并且，我還不得不告訴您——/我只能和必須/生在中國、活在中國、死在中國/永遠居住！——/中國的每塊石頭/都銘刻著我本土勞動者/堅如磐石的法律地位”。

　　打工詩歌所呈現出的公民意識與拼搏精神讓我們感動，這其實源于打工詩人在艱苦的打工生活中以自己的努力與拼搏開拓出另一種人生向度，詮釋著中國夢的內涵。打工詩歌的寫作者大都沒有固定職業，沒有固定的住所，沒有體制可以依靠，與許許多多打工者一樣，打工詩人承受著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所帶來的痛苦，遷移到城市之后卻不被接納，被當作“三無人員”備受歧視，饑餓、漂泊、流浪是他們生活的常態。但不可否認，打工詩人又是打工者群體中的知識者與思想者，他們經歷了苦難，但又不愿意被苦難所擊倒所同化，變成黑暗的一部分。他們將詩歌作為一種精神寄托、一種與現實環境抗爭的手段，努力以詩歌的方式為打工者尋找光明，用詩歌來探尋世界的意義。詩歌對于打工詩人來說，不是獲得現實人生成功的工具，而是來自心靈深處的需求，鄭小瓊、許強等打工詩人都在詩歌中尋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并自覺構建起打工詩歌的文化圈，替打工者發出聲音。鄭小瓊在每天超過十二個小時的工作強度下仍然堅持寫詩，她的詩作得到挑剔的批評家的認可，并且獲得了人民文學獎，成為打工詩歌的代表性詩人。許強與幾名打工詩人發起了打工者自己的詩報《打工詩人》，并且編輯出版了《2008中國打工詩歌精選》《2009－2010中國打工詩歌精選》。可以說，打工詩人作為打工者群體中的知識者和思想者，他們普遍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為打工者群體代言的愿望和動力，因此他們能夠超越一己之利益，將觸角伸向同類，去關注農民工這一群體。

　　打工詩歌所張揚的打工者雖處底層但仍積極進取的拼搏精神，促使我們反思，如何深化改革，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盡快改變以城市和權力為軸心分配資源的現狀，最大程度地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更美好的未來。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實現民族富強、國家昌盛的中國夢！

　　（作者為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