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驅動中國’這個題目很有意思。不單單一個民族是故事在驅動著，整個世界都是故事在驅動著。一個耶穌誕生的故事，一個穆罕默德誕生的故事，一個釋迦牟尼誕生的故事，恰恰是這3個故事推動著合乎規(guī)則的世界轉動，這是世界的本質也是故事的本質。”在由法蘭克福書展、德國圖書信息中心主辦的“故事驅動中國”大會上，著名作家劉震云發(fā)表了題為“講故事的藝術”演講，和現(xiàn)場觀眾分享他對于故事、文學和電影的思考。

　　文學是一種思考的樂趣

　　讀劉震云的作品，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每部作品思考的都是哲學道理，比如說《一地雞毛》講的是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蓮》講的是芝麻怎么變成西瓜，螞蟻怎么變成大象的故事；《溫故一九四二》思考的則是一個民族對待苦難的態(tài)度。“我認為文學是一種思考，而這種思考更是一種樂趣。”他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來傳遞這種觀念。

　　劉震云說自己的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是在講一種區(qū)別，即有神社會和無神社會的區(qū)別。“中國人的孤獨和西方人的孤獨是不一樣的，西方人的孤獨是傾訴之后，而中國人的孤獨是無處可傾訴。”劉震云說，“該書的法文版、英文版、韓文版等版本的譯者，均建議其以后作品人物有名有姓的不要超過5個人，像這本書中刻畫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多達百人”。他笑著打趣說：“他們確實忽略了我們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什么樣的故事、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跨越國界？在劉震云看來：感人的、人性的故事。他說，民族和民族之間確實有很多差異，但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比如愛和恨的問題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因此，感人的、人性的故事是可以跨越民族、語言，在全世界得到傳播。

　　寫實不存在于文學中

　　從最早的新寫實主義小說《塔鋪》《新兵連》，再到“故鄉(xiāng)”系列、《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劉震云的作品也在發(fā)生著改變。在他看來，這是緣自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遇到的機緣，“作者在創(chuàng)作中相同的地方，就是首先都會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個作者都概莫能外。接下來，會離開自己，試圖走得更遠。但轉了一圈后發(fā)現(xiàn)又回到自身，這個自身跟他一開始寫的自身已經是非常不一樣的。看似這個圈是轉回來了，但其實早已轉到了另外的地方”。

　　“寫實，在文學中永遠不存在。”劉震云提出自己的觀點，對此，他闡釋道：“如果你寫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樣的，那么這個作品就沒人看。最大的不一樣在于你對生活的理解。細節(jié)可能還是窗外發(fā)生的細節(jié)，但你的理解會跟窗外的非常不一樣。”

　　劉震云認為，寫作最重要的是作者對待文學和生活的態(tài)度。“有兩種作者，一種作者是他個人的風格會越來越明顯，作品中的自己越來越突出，如托爾斯泰、馬爾克斯等；還有一種作者寫得越來越沒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見了，我們記得的只是他的作品。”他坦言自己喜歡的是后者。

　　談及未來創(chuàng)作，劉震云表示，“我想寫《我不是西門慶》。除此之外，我還特別想寫一個小人物，那就是30年前《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我想為讀者展現(xiàn)的是，經過30年的沉淀，小林是如何變成老林的。”劉震云試圖通過自己筆端人物的變化成長歷程講述中國社會30年所發(fā)生的變遷。

　　真實最幽默

　　很多人將劉震云定位為“很幽默”，對此，他說：“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國說話最繞的人。其實我卻是中國最不幽默的人，因為中國的生活太幽默了，所以才有最不幽默的人顯得很幽默的說法。繞到最后就是一句話，真實最幽默。”

　　“我不是個著名的編劇。我小說寫得還好，但我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劇本寫得非常差。”劉震云如此回應現(xiàn)場對于自己“著名編劇”的稱謂，“我覺得最差是因為我把寫劇本當做寫小說”。為此，他以《溫故一九四二》為例，“電影拍攝期間，馮小剛導演最大的苦惱是劇本里老是出現(xiàn)8個字‘前不見頭后不見尾’。把這個場景展現(xiàn)出來，要花很多錢。制片主任不敢見我，一見我就瘋了。另外，劇本寫得太長，拍出來的素材能剪10個小時。但影院對馮小剛這樣大牌的導演，同樣要求不可以超過兩個半小時。最后我跟馮小剛說，下次寫劇本的時候就用兩頁紙”。

　　我們常說電影從文學中吸取營養(yǎng)，但在劉震云看來，“文學也從電影中吸取了很多營養(yǎng)。電影跟文學最大的區(qū)別不在于故事和人物，而在于時間。電影要在有限的時間里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見識講出來，這和用20萬字寫出來是非常不一樣的。它要求對話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這一點擱到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里，小說質量會有極大地提高”。（見習記者 李婧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