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易俗社的支持、關懷與扶助，可稱為戲曲史上極為罕見的事。正像魯迅摯友，當時北京《晨報》記者孫伏園先生（魯迅的學生，北大國文系畢業，曾任《晨報》和《京報》副刊編輯、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所說：“作為一個地方戲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國文化新的旗手——魯迅先生的關注和鼓勵，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西安易俗社（那時稱陜西易俗社）當時是在西北享有盛譽的新型秦腔劇團，以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以組織機構嚴密、名劇作家云集、著名演員薈萃、編演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新戲而馳名省內外。魯迅早在辛亥革命成立臨時政府教育部任僉事、科長等職務時，就對易俗社編演新戲有所了解。1924年7月，魯迅先生和十多位教授與記者，應王捷三之邀赴西安講學，很感興趣地要看易俗社的戲。那時王捷三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在校時曾與“語絲社”社員、與魯迅關系頗密切的王聘卿友好，常隨其到魯迅家與魯迅相識，再加上在北京哲學社和傅銅（曾任西北大學校長，并與蔡元培、梁啟超等合辦過《哲學雜志》）的關系邀請魯迅先生來陜講學并充任接待。

　　魯迅于7月14日到西安，16日晚在省府秘書陪同下與李濟之、蔣廷黻、孫伏園連看了兩天易俗社演出的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的《雙錦衣》上下本。這個戲的作者呂南仲先生，正好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呂南仲是位學者，也是易俗社領導人，他很敬仰魯迅先生，所以二人暢談格外親切，招待也十分熱情。7月18日夜魯迅又在易俗社看《大孝傳》全本。后于7月26日晚，王捷三又邀請他赴易俗社觀看了高培支先生編的戲曲《人月圓》。每次看完戲，呂南仲都要征求魯迅先生的意見。據孫伏園先生所談，魯迅先生對易俗社演出的節目很滿意，每次看戲都有好評，而且在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之際，為了對易俗社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親擬并親筆題寫“古調獨彈”匾額贈給易俗社。匾上除有周樹人名字外還有孫伏園等其他人。魯迅尤其認為呂南仲先生是紹興人來編著秦腔劇本，并在秦腔中落戶，很是難得。魯迅來西安在易俗社期間除呂南仲外，時任易俗社評議長、社長李約祉先生，也很熱情地接待過魯迅。魯迅回京后，念念不忘他在西安的青年與友人，于8月18日在日記中載：“……寄李約祉《中國小說史略》二三，……”魯迅先生對李約祉社長盛情接待表示的謝意，說明他們間的真誠與友誼。

　　魯迅先生不只是這次來西安講學觀戲才如此，實際上早在魯迅先生在教育部時，就看過不少易俗社劇本，且有很高的評價，1920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獎給易俗社的金色褒狀，就與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重視戲劇改革有關。那時由于魯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也常與文藝戲曲界接觸，全國各地編演什么新的好劇本，魯迅先生總是要派人去看戲，交通不便，派人有困難，就要求劇團把劇本送教育部審閱，以便在全國各地推廣。當時易俗社領導層，諸如社長、評議長、總編，都是儒林學士或清華預科學生，均博學廣識，堪稱歷史劇作家，如易俗社先驅創始人之一孫仁玉先生，生前系前清貢生、舉人、省政治講習所齋務主任，曾兼任易俗社評議長、編輯主任和社長；易俗社奠基人、創始人之一李桐軒先生是清末關中知名學者與革命志士、清末民初省咨議局副議長、省政府顧問，曾擔任易俗社社長、評議、編輯；創始人之一高培支是前清拔貢、省講習所所長、圖書館館長，是陜西地區最早講授注音字母的先驅，曾先后擔任社長、名譽社長、劇務主任、社務主任、教育主任、營業主任和編輯；李桐軒先生長子李約祉先生清末畢業于北京京師大學堂，先后擔任陜西省女子中學校長、教育廳督察主任等職，在易俗社先后擔任社長、評議長、教務主任、編輯主任等職務；易俗社有突出成就的作家范紫東先生，二十五歲以名列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當時陜西進行資產教育的最高學府三原宏道高等學堂，又以最優等第一名畢業于該校，歷任易俗社編輯主任、評議長等職；還有世界有名的水利家李儀祉先生，研究秦腔史的先驅王紹猷先生，“秦腔王瑤卿”陳雨農先生、戲曲藝術教育家封至模先生等等。他們作品豐厚，多為經典，送教育部也頗多。

　　據易俗社七十年編記事（1912.8-1982.8）載：1920年11月15日，根據陜西省教育廳轉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函。本社送上新編劇本八十五種，《易俗社最近辦理狀況》一冊，《陜西易俗社章程》一冊，由教育廳轉送教育部。又據1921年1月8日，陜西省教育廳轉發教育部訓令內道：據通俗教育研究會稱：該社新編劇本如《桃花三月》《易俗社》《博浪椎》《王國樹》《小姑賢》《將相和》《張連賣布》等各種寓意取材各有所取，尚不失改良戲劇之本旨。……該社成立多年，成績豐富。褒狀中指出：“戲劇一道所以指導風俗，促進文明，于社會教育關系至巨。欲收感化之效，宜盡提倡之方。茲有陜西易俗社編制各種戲劇，風行已久，成績豐富，業經呈請教育部核準，特行發給金色褒狀，以資獎勵。此狀。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因此該褒狀的獎給和魯迅先生重視戲劇改革、重視易俗社有密切關系。

　　魯迅對易俗社的關懷和誠摯，不僅僅是贈匾，務虛也更為務實。魯迅先生來西北大學講學，其主要目的一是想以楊貴妃為典型人物寫一部反映唐代的歷史文學作品；二是為了通過講授《中國小說史略》，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為反帝反封建斗爭制造輿論。盡管魯迅當時的經濟狀況并不好，來西安時還從孫伏園那里外借八十六元，發薪后才歸還。但他卻和孫伏園商議，毅然決然地決定把自己西安講學酬金捐給易俗社，作為舉辦戲曲改革使用。魯迅先生與孫伏園先生均將講學獎金現洋五十元，由孫伏園先生親交易俗社。正像他在日記中所說：“我們應該把陜西人的錢在陜西用掉。”也正像孫伏園回憶認為：“陜西地處西北，文化正落后，應大力發展新文化，新教育，新藝術，但以經費支出，礙難如愿，再因內戰頻繁，人民生活困難。尤其是貧苦工人為甚，因而不愿將人民的血汗結晶用在個人的花費上，這是他‘革命的愛在大眾’思想的深刻體現。”這難道不是魯迅先生對站在平民立場上的易俗社的孺子牛精神的真誠評價嗎？對這樣一個移風易俗德藝雙馨的平民社團，魯迅先生正當以同懷視之。

　　注：易俗社，原名陜西伶學社，1912年7月1日創建于西安，著名秦腔科班，與莫斯科大劇院和英國皇家劇院并稱為“世界藝壇三大古老劇社”。該社以“輔助社會教育，啟迪民智，移風易俗”為宗旨，是我國第一個集戲曲教育、劇目創作和演出為一體的新型藝術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