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電影團》劇照

　　《延安電影團》講述的是中國電影人自己的抗戰故事。這部由安瀾執導的影片開始于一場電影放映，也結束于一場電影放映——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袁牧之和吳印咸拍攝完成左翼電影代表作《馬路天使》后，隨即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延安電影團》就此拉開序幕；1945年，抗戰終獲勝利，8年期間由延安電影團攝制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南泥灣》《白求恩大夫》等紀錄影片在延安公映，引起轟動，觀者無不激動萬分以至熱淚盈眶，電影《延安電影團》也至此劇終。

　　在延安電影團成立74年之后，吳印咸、袁牧之等電影團的初創者終于成為了電影的主角。著名文藝評論家仲呈祥在觀看完影片后表示，影片表現出了文學藝術的神圣，以及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神圣。“新中國文藝工作者最可貴的品質是什么？就是堅持為人民創作。通過這部影片我們發現，以吳印咸、袁牧之為代表的延安電影團成員，始終將鏡頭對準人民，所以他們攝制的影片才會深受人民的喜愛。”仲呈祥說，“這對當下的電影創作極具啟示意義——人民是文化創造的主體，我們的電影藝術必須將‘惠民’作為第一創作準則。”著名文藝評論家彭加瑾也認為，《延安電影團》出色地展現了中國早期電影工作者視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這部影片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令人信服地重現了中國進步電影人從知識分子成長為革命戰士的全過程。”彭加瑾表示，“延安電影團在中國革命史中只是一個很小的單元，但影片卻通過一種充滿感情的講述方式，將吳印咸、袁牧之等中國電影人的成長史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史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為影片建立起了一種史詩般的架構。”

　　除了出彩的人物刻畫，鮮明的紀實風格也成為《延安電影團》的一大特色。“如何將紀實性的故事片拍得好看，是擺在創作者面前的第一大難題。導演的選擇是通過大量生動的細節來增添影片的感染力，這種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電影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張思濤說，“比如吳印咸和白求恩大夫之間的國際友誼、延安農村娃柱子和栓子兄弟倆的相繼犧牲，以及吳印咸對‘文藝青年’小羅的引導等等，都是極具可看性的細節設計。”

　　《延安電影團》在舉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推出，無疑具有更為深刻的含義。“我們這一代人長在紅旗下，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可以說是十分了解，但現在的‘80后’、‘90后’就不一定了。我們必須通過生動好看的電影作品來告訴年輕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是從哪里來的。”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會長李國民表示，“正如影片中吳印咸對曲高和寡的‘文藝青年’小羅所說的，我們現在拍攝這些構圖并不好看、內容也不時尚的紀錄片，就是為了讓我們的兒子、孫子能夠在和平的環境中欣賞那些無比美妙的詩歌、音樂以及畫作。《延安電影團》就是在告誡當今的年輕人，幸福來之不易，所以必須要珍惜。”

　　【創作談】

　　書寫紅色電影拓荒史

　　□ 安瀾（電影《延安電影團》導演）

　　拍攝有關電影人的電影，是我多年來的夙愿。《延安電影團》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它展現的是一段鮮為人知的紅色電影拓荒史，而那段歷史正是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源頭。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袁牧之、吳印咸、錢筱璋等愛國電影工作者，在周恩來同志的親自安排下秘密奔赴延安，建立了我黨第一個電影機構——延安電影團。在設備、物資極度匱乏的艱苦條件下，他們用自己的青春、理想和生命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拍攝了黨中央、八路軍、抗日軍民自強不息、英勇抗敵的大量紀錄片以及照片，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決心。

　　我希望《延安電影團》能起到兩種效果：一是告訴普通觀眾，新中國電影的發源地在延安，并且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等黨中央領導的關心下建立發展起來的；二是展示1937年到1945年間，中國進步電影人的風采以及他們的成長過程，真誠地再現延安電影團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以及他們質樸動人的情感生活，并通過電影人的經歷來折射中國人民抗戰的艱苦歷程。

　　在影片中，不論毛澤東、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還是吳印咸、袁牧之等進步電影人，都是我刻畫的重點，因為只有人物可信、可愛，才有可能引起觀眾的共鳴。我希望能讓觀眾看到身處戰爭中的人們最真實的面貌，以及促使一個個進步電影人甘愿赴湯蹈火、不怕犧牲的最原始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