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什么叫微電影，如果有人認為微電影是一個獨立的東西，那請他告訴我它是什么。”

　　當記者向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青年教師劉伽茵請教有關微電影的問題時，正在做一個電影短片科研項目的她給出了這樣的回答。

　　時下，“井噴”是越來越多的人用來形容繼2010年微電影元年、2011年微電影持續火爆之年后的2012年微電影刮來的又一輪風暴的詞。微電影節鋪天蓋地，微電影研討風聲水起，各大視頻網絡各競新寵，影星明導爭相嘗鮮，歌星跨界試水，據說許多煤老板也開始染指其中。一時間，微電影市場成了這個時代的新“富礦”，不滿足于從中分得一杯羹的各種利益主體似將其演變為群雄逐鹿的饕餮盛宴……

　　噱頭、泡沫、圈錢……類似的標簽常常被貼在“微電影熱”煙塵中。

　　一切跡象都在向我們不斷強化——

　　微電影火了。

　　然而，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卻是這股熱潮背后的冷靜……

　　削平了電影的門檻？

　　5月17日父親節，筷子兄弟的成名賀歲微電影《父親》又回到了優酷視頻的首頁，繼續刷新它曾創下的點擊率傳奇；而地面上，北京海淀劇院內，與他們創作的微電影里程碑式作品同名的《老男孩》舞臺劇演出現場，肖央和王太利這對兄弟與他們的粉絲同笑同唱，淚灑一處，因觸動一個群體心靈而延續著他們走紅的神話……

　　這，不能不歸功于微電影。

　　據了解，從《老男孩》網絡爆紅之后，各類廣告商、電影公司快踏破了筷子兄弟的門檻。

　　如今的“筷子兄弟”不僅成為一種微電影的符號，成為當代青年追夢與勵志的代言人，更成為電影產業化運作響亮的品牌——筷子兄弟成立的以傳統電影電視劇投資為方向的老男孩娛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正攜領著這對兄弟進軍中國影視業。

　　“微電影現在的確是他們走向成功的一個跳板，一個前奏。”著名影評人、電影策展人王小魯認為，微電影是很多人涉身電影業的一個渠道。“胡戈更是一個成功案例，他完全不是專業出身。如果不是通過《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可能他永遠拍不了電影。”

　　自稱北漂的何瑞博憑借微電影《戛灑往事》剛剛獲得了2012年中國首屆大學生微電影節“業界單元”大獎最佳微電影獎。這位曾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80后”小伙子，一直在努力于短片創作嘗試。他說拍微電影是用最低廉的方式、最小的成本最大化地呈現他的故事，也有助于找到新出路，比如目前他的第一部長片正在談投資。

　　“微電影是電影民主化的一種繼續。”這是王小魯的一個核心觀點。在他看來，在第六代導演之后，沒有再被命名的“野生代”導演是DV時代的主角。DV的大肆興盛助力這一代電影人開啟了電影民主化進程。而到了2010年，時代發展技術進步，尤其是寬帶速度大幅提升后，帶來了微電影時代。“所以我說微電影是電影民主化的一種深入，一個往縱深掘進的過程。誰都可以用它表達，微電影某種意義上也是網友電影。”

　　的確，從幾分鐘到幾十分鐘，從專業涉足到手機拍攝，從娛樂惡搞、商業廣告到文藝片嘗試，正如當年微博以摧枯拉朽的姿態掃蕩世界，實現了全民書寫，微電影仿佛真的成全了全民電影。

　　這一次，電影的門檻真的被史無前例地削平？只要手持帶有攝像功能的設備，哪怕僅僅是一部手機，你就可以堂而皇之躋身電影業？

　　歷史似乎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寬容。

　　“我認識一個高中生，拍了部微電影掛到網上，點擊率超過了百萬，他自己很興奮，家長也很高興，但我們能指望這樣的電影帶來電影業的突破嗎？即便大家都可以做電影，微電影要真正實現文化藝術歷史敘事功能的發展還是主要靠年輕的、有創造性的更專業的電影人的貢獻。”談及微電影的草根化、平民化表達特性，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丁亞平如是說。

　　這一觀點，讓人想起肖央對王小魯的電影民主化觀點的調侃式解讀：“電影民主化就像做飯民主化一樣，大家都做飯了，但真正能做好的還得是專業的廚子。”

　　王小魯表示，以微、以短見長的微電影很難積累感情，情感表達的厚度上一般遠遠不如長片。這同樣也是丁亞平的觀點，他說雖然有很多優秀的微電影出現，但天生的局限的確很難克服：“試想幾分鐘能講出一個什么樣的完整的故事情節，肯定是碎片化、扁平化、快餐化、娛樂化的，是更為自娛自樂的消遣式的東西，和傳統電影相比，微電影的短處很明顯，很難表達更復雜幽微、更綿長的情感故事，背景、氛圍、起承轉合、戲劇化等方面可能很難兼顧。”

　　丁亞平指出，低門檻、零準入的特性更使微電影制作水準良莠不齊。而作為一種網絡傳播信息，微電影肯定是傾向性、小圈子性及極端個人主義的，甚至可能是垃圾式的信息。它很難經過一個很好的自律和他律意義上的文化傳播。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微電影一方面不斷發展，一方面通過發展解決這些問題。

　　但《11度青春》策劃人、優酷出品總經理盧梵溪認為，網絡傳播的盛行，當下人時間碎片化、審美多樣化，需要適合的新的影視產品。正如電影是為影院做的，電視劇是為電視做的，網絡需要有適合的影視內容，微電影恰當其時。

　　“電影民主化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電影反專業化的過程，但這兩方面不沖突，都有其社會意義。”王小魯看重的不是微電影的概念，而是一代青年在網絡文化里成長和互聯網精神的照耀下自我建構的過程——“他們的笑點，他的感情的方式等，都是在一種自由平等的精神下自然散發的。”

　　然而，當微電影成就了時代多元表達的同時，引來越來越多的目光聚焦，是否意味著新的焦慮？

　　王小魯認為，正如DV產生時，大家以為電影可以從此逃脫鉗制，那么微電影更是這樣，使它有一部分綻放了它的社會能量，很有光芒，但情況不都是這樣。

　　“其實微電影本來是一種表達，但慢慢地它可能成為一些力量進行某種操縱的工具。”王小魯說。

　　電影家族的新成員？

　　當微電影在各種力量的助推下似以破竹態勢火起來的同時，卻不得不面對一個戲劇性的事實——身份的尷尬。有人說它是網絡時代產生的一種新的電影類別，有人說它不過是穿上馬甲照樣認識的傳統短片，有人覺得它說到底就是商業訴求的軟廣告，有人用“三微”、“四微”等性征不斷試圖定義它，也有人根本不承認它的獨立存在……

　　“微電影除了有這樣一個名字之外，我幾乎沒有想出任何一種微電影所具有的獨特性，它只是一個概念，大家都在炒這個概念，然后看能炒多久。”劉伽茵對她的觀點直言不諱。她認為微電影只是上傳至網絡上的傳統短片，使大家通過微博或網絡視頻看到而已。如果非要找它的特性，只能說通過微博來宣發和傳播，算是它在傳播上的一個特性。

　　“我們現在都用微博，博客可能很多人都淡忘了。從博客到微博的時間有多久？那現在微博的壽命又有多久？跟微博相關的加了微字的東西的壽命有多久？”劉伽茵說。

　　曾經還是電影學院學生時就獲得第9屆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之后憑借一部《牛皮》將第55屆柏林電影節“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和“卡里加里電影獎”等近十個國際獎項收入囊中的劉伽茵正在負責一個針對電影教學的短故事片科研項目。她告訴記者，她不會用微電影來命名這個項目，因為在她看來微電影這個概念是短命的，但短故事片是永恒的。

　　微電影只是傳統短片穿上一件新媒體外衣？

　　丁亞平反對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必須要給基于新媒體而產生的微電影充分的重視，給它一個清晰的歷史，一個理論的界說和相應的位置，并提出了一個“第三電影”的概念。

　　他認為，傳統的大銀幕電影可稱之為“第一電影”。在互聯網還沒有出現之前，有些故事短片、動畫短片、記錄片短片、專題片、新聞片、新聞簡報、文獻片，包括科教片，他稱為“第二電影”。微電影可以命名為相對于影院的故事電影之外的“第三電影”，即基于新媒體平臺、微小制作、內容具有開放性的、互聯網時代的一個新的電影類別。微電影無論在技術、經濟市場還是文化方面都有其標志性的意義。

　　“我覺得應該把‘第三電影’視作以市場為核心的反映互聯網特征的新電影形態，以及當代電影傳播和發展的新的運動。”丁亞平說。

　　很多人從“微”字出發，認為通過新媒體傳播、片子短是微電影主要標志。但劉伽茵介紹，因為電影最初都很短，只是后來我們才約定俗成了幾種長度的規定。短故事片的劇本寫作也好，拍攝也好，對于學電影創作的人來說都是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比如學習劇本創作的學生一定是從短的寫起，10分鐘、30分鐘、100分鐘的故事，這樣循序漸進地練習。

　　正在拍攝賈樟柯監制、6位新銳青年導演聯合執導的青春勵志片《語路》微電影系列的青年導演衛鐵則認為，“微電影要求制作者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資訊的傳遞，同時仍舊能散發出電影的氣韻。關鍵是電影語言的使用。”衛鐵說，電影其實是要有自己的語言結構的。微電影也一樣。好的作品一定是在熟練的語言、語法的使用方式之上還能將自己的風格和思考融入其中，不需要太多時間就能判斷，有時候一個鏡頭就足夠了。

　　肖央覺得，微電影其實就是傳統短片遇到了互聯網。當電影短片和互聯網結伴，后面又有贊助商的贊助，這三點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是微電影。電影短片相對來說更單純，贊助商的影子、廣告的影子相對弱，與互聯網也沒有任何關系。

　　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主任陳旭光則認為，微電影的定義不好下。把微電影區別于大的銀幕電影，是最保險、最寬泛、比較成立的方式。如果太限定于網絡傳播，一定要短片，可能反而無法涵蓋它復雜的內涵。

　　對于如今所謂的微電影，其實有人早已涉身其中，但無論微電影如何火，他們又似乎置身事外。據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電影制片分公司經理趙海誠介紹，為了豐富中影的產品類型，發現有潛質的青年電影主創人才，配合中影的“青年導演制片計劃”進行人才培養，從2007年開始，中影就在常規的影院電影之外，開始了“新媒體視聽節目制片計劃”。但無論是生產安排還是對外合作，中影都只稱之為“新媒體視聽節目”。趙海誠介紹說，傳播媒介是區別于傳統電影院、音像和電視的“新媒體”，并訴諸視聽，因而得名。

　　“我們的新媒體視聽節目與傳統短片、包括國外有一些短片還不一樣，以前傳統的短片攝制多采用16毫米膠片，而且是以滿足影院放映為主要訴求，我們從2007年開始制作的新媒體視聽節目，不是用16毫米的膠片，也不在影院放映，而是為了滿足新興的新媒體播出的特點制作的。”趙海誠說。

　　是廣告還是電影？

　　2010年，一部由吳彥祖主演的堪比好萊塢大片的加長版廣告《一觸即發》甫一上映，便觸發了微電影后來的火爆。在這部被視為微電影的誕生之作的電影海報上，領銜主演一欄中凱迪拉克SLS賽威這個品牌名稱與影視巨星吳彥祖赫然并列，仿佛成為微電影中廣告與電影、商業與藝術糾結公開化的隱喻。

　　如果說電影從一降生就與資本有著難以剝離的關系，那么，這一次微電影徹頭徹尾地讓資本堂而皇之地從幕后走到臺前，讓廣告從植入變身主角。

　　德國哲學家康德將美與藝術的本質確定為無利害的利害。這一次，微電影的藝術注定不能擺脫利害。過度的商業化是否注定要讓藝術承受一定程度的侵蝕？或者這種藝術注定難逃向商業利潤妥協的宿命？

　　肖央認為不必有這種擔心，“咱們現在看到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的畫，全部都是教會和貴族訂制的，這和現在微電影發展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沒有錢，微電影就做不了這些事。商業投資是這個行業賴以生存和發展壯大的基礎。文藝復興時期大部分搞藝術的人可能為了錢、為了屈從于教會的規則和訂制者的要求而隕落了，但這‘三杰’戴著鐐銬跳舞還跳得很好。因此關鍵是創作者自己的堅持。”

　　然而，有多少微電影的生產者能夠執著于這樣的堅持？品牌商主、視頻網站、電影公司等各路人馬帶著各自訴求合力讓變種廣告片迅速崛起后，以“微電影”之名甚囂塵上的各種作品中，與“電影”這一稱謂相契合的又有多少？

　　對于廣告與電影、商業與藝術的問題，更為理性的思考顯然讓陳旭光沒那么超脫，他說：“微電影應該有一個基本的限定，得是像電影、電視一樣講故事，再怎么小，也要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既然叫它電影，那么電影最基本的藝術限定還是必要的。現在有一部分微電影完全廣告化了，藝術成分也丟失了、喪失了。”

　　陳旭光覺得，當下微電影主要的問題是，從某種角度分成兩大塊，一塊帶有很濃重的商業性，廣告性質很強，它差不多就是以前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廣告片，只不過傳播方式變化了——在網絡上傳播。還有一大部分微電影是草根性的，就是大家用手機等設備拍出來后在網絡或手機上傳播。包括肖央等人拍的比較藝術化的微電影，這一部分微電影因為是草根自己表達自己，應該鼓勵。但商業性、廣告性很強的，尤其是像百事可樂等很多大品牌、大集團投資的微電影，我們可能就要小心商業價值太大所帶來的很多問題。比如太超現實、太夸張以及基本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很多人看重的其實還是它背后的點擊率，是商業效應，以至于微電影常常淹沒在泡沫中。

　　“這個時代要拋開商業價值也是不可能的，問題就是怎樣在藝術上規范它，能夠有些最基本的要求提出來。對微電影藝術上的特征進行一些總結和概括，形成一個藝術的標準，然后把微電影中商業氣息特別濃的作品區分開來，即使不是純粹的藝術追求，至少要堅持商業和藝術比較好地結合，商業附著于藝術，而不是超越藝術的創作。不能使微電影成為一個遮羞布，商業成為其后全部的內容。”陳旭光說。

　　對于這個問題，趙海誠的觀點是，商業廣告可以用藝術的方式進行表達，藝術的表現方式也不排斥商業訴求，關鍵還是要看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二者的平衡不是僅憑制作者、渠道能左右的，應該是制作者、渠道、消費者三方共同博弈的一個結果。這種平衡是一個過程，但結果是要滿足各方面需求。

　　王小魯表示，如果說《一觸即發》作為微電影的發源，那么微電影其實是一種廣告模式概念。目前我們看到大量的微電影分為幾個種類，但最大的種類是廣告營銷的新模式。最早的強硬灌輸式、填鴨式、像“文革”標語式的廣告人們已經看厭了，不能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但是在廣告里面加入敘事元素以后很受歡迎，直至把廣告的元素抽掉反而廣告的效果更好。它讓人們在審美愉悅中欣然接受它推銷的產品。

　　對此，劉伽茵意欲模糊兩者之間的邊界而直指電影本體，電影是一段影像，可以沒有藝術追求。短故事片是一個客觀的詞。所有的故事都有目的，可以以非藝術為目的，也可以以商業為目的。廣告里有一部分是廣告故事片，目的是對商品廣而告之，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廣告就是這么做的。

　　而在盧梵溪看來，微電影既能滿足網友的內容需求，也幫助優酷聚集更多、更好的導演和演員資源，以傳遞其品牌精神，并兼顧到品牌客戶對視頻廣告形式的多種需求，是一個一舉多得的產品。盧梵溪表示，優酷在企業廣告植入合作中有一整套完整的規范。最終的成片，植入廣告都已跟劇情高度吻合。比如2011年的《幸福59厘米》，飛利浦品牌的植入自然細膩，也斬獲了眾多的營銷獎項。

　　“大電影”時代的到來？

　　“我還是會從微電影拍到長片，其實幾年前就有人找我拍長片，但我覺得我還沒積累到火候，慢慢地覺得自己現在也可以去拍了。就好像開始你蓋三四層的樓，慢慢地你會蓋十幾層的樓，會蓋一百層的樓”，當被問及微電影在執著前行的電影之路上的位置時，肖央的回答表明，微與大，是循序漸近的。

　　“文化體現在細微處，體現在個體的飽滿上，個體飽滿之后，更壯闊的表述才是踏實、有根的，若集體宏偉而個體干癟、細節落空，則行之不遠。卡梅隆和福克斯看起來很大，但制勝的不是空大，而是微小。微小處更可用力，因為風起于青萍之末。”這是王小魯對一次微電影節的感言。微與大，是互視互通的。

　　這也許是很多人常常把“見微知著”、“微言大義”作為微電影的注釋的理由所在。

　　作為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青年領袖圓桌會議”演講嘉賓，著名電影導演陸川做客新華網高端訪談時曾表示，由于數字技術的更新，以及現代青年人意識的提升，全民大電影時代將很快到來，而全民大電影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微電影。

　　“我覺得這樣的‘大電影’時代正在或已經到來。它的意義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帶領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課題組正在做關于“大電影”興起的相關研究的丁亞平論及微電影在電影發展的作用時顯得樂觀而自信。他說，“大電影”的概念是針對微電影崛起以后，電影人已經發生重要改變的狀況而言。這里，他指的“大電影”不是傳統大銀幕電影，而是包括他提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電影。

　　在丁亞平看來，微電影作為第三種形式的存在，必然會導向電影格局的改變，成為構建“大電影”的一種觸媒，從這個意義來看待微電影可能就會有新的更大的意義。

　　對于微電影在電影產業生態發展中的地位與價值，我們果真可以如此樂觀與自信嗎？也許我們可以以一斑試窺全豹。

　　在百度百科“微電影”詞條中，可以看到一串各種微電影節的名稱。而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能百度出來的微電影節只是片鱗只甲，全國各地各種模式、名目各異的微電影遠不止這些。同時，據了解，優酷、土豆、樂視、華誼、華影盛世等橫跨電影、互聯網兩大領域的企業都紛紛啟動自己的“青年導演扶持計劃”。這些是不是足以成為我們樂觀的理由？

　　參與過多個微電影節的王小魯表示，當下許多此類活動確實給了許多青年人機會，評獎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推廣，但到目前來看還很難發現有很好的推廣，還沒有形成一個傳統，也許過五六年就能形成，還有待觀察。某些活動背后的商業推手及充斥的商業目的，使其本質與傳統電影節常常大相徑庭。

　　“微電影節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一做電影節、做競賽，就把它產業化、規模化，可能會打壓微電影本身的精神，損傷微電影最初的氣息。”王小魯說。

　　幾乎將微電影熱看作是“電影界的文藝復興”的肖央卻認為，微電影節就好像視頻網站一興起便相繼冒出幾百家視頻網站一樣，“一個熱點，一個新概念一出來，大家都一窩蜂地去做，目的都不太一樣，可能真正想推廣、宣傳微電影的想法并不多，而是功利的目的相對更多一些。”

　　“微電影現在有點‘大躍進’的意思。‘大躍進’就‘大躍進’吧，泥沙俱下，是真金總會留下。這里面一定會有很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慢慢成為電影產業里中流砥柱式的人物。”這是衛鐵作為電影人對微電影的一種態度。

　　“你覺得10年以后它還會有嗎？你覺得10年以后大家還會再提微電影嗎？微電影現在很火，但是我們永遠有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一個事物很火、處于上升期時，大家都在添柴禾，而不愿意客觀地去看一看它。我們不一定非要去質疑，但我們至少要辯證地去看一個問題，要有冷靜的一面，我們要看到它好的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共性及其常規的方面，所以雖然我并不反對微電影，但我不愿意去為它歌功頌德，我不愿意做往里面添柴禾的人。任何東西都一樣，添了這么多柴禾，這個鍋都要糊了，而這樣的事情似乎每一年都在重演。”像她的電影給人的感覺一樣，劉伽茵的話總是在平實之后，給人一種難以躲避的力量。 （記者 喬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