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組畫  蘇華聰

　　這是四個巨大的礦工頭像，每個均有三米高、兩米寬，老少不一，神情各異，那種黑炭般的臉龐下，透露著人生的困苦和艱辛，透露著礦工的淳樸憨厚和樂觀頑強，更透露著畫家目光向下的關切和悲憫。這是社會最底層建設者的畫像，畫這組礦工頭像的，是我的好朋友、畫家蘇華聰。

　　三十年前，我們還都稱他為聰仔，那時他才二十出頭，剛從藝術學院畢業，正當意氣風發、才情充盈的大好年華。轉眼之間，我和他都已年過半百，很快就成為爺輩的人了。

　　我們這些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曾被認為是耽誤了的一代，理由很多，主要一條就是“文革”中該念書時沒書念，大量時間不是荒費在批判斗爭上，就是消耗在讀語錄、背文件或者上山下鄉、學工學農之中。多年之后，這一代人卻無可回避、也責無旁貸地成了時代的頂梁柱，成了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和骨干力量。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正是經過以這一代人為主體的勞動者的艱苦奮斗和努力拼搏，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逐步走向了繁榮富強。今天，這代人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告：時代耽誤了我們，可我們并沒有耽誤時代！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不管是哪一代，只要不逃辟、敢擔當，就都會創造出屬于自己的成就和輝煌。放眼今天的藝術界，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藝術家已成為各種藝術體裁的創作主體，成為藝術院校里的教授、專家和學術帶頭人、各級藝術團體的掌門者。

　　作為廣西玉林群眾藝術館館長的蘇華聰，就是這代藝術家中的一個。他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屆大學生，四年本科油畫專業的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早期創作的系列民族風情油畫，曾入選第三屆全國新人新作展，帶著明顯的借鑒法國畫家米勒風格的印痕。此后他創作的《夜別慈母》《秦氏好古》等連環畫，多次入選全國美展并獲得好評。在多年的藝術探索中，他又潛心于中國畫和書法的研習，開創了獨具個性的藝術天地。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和華聰共處一個小院的時光，那時的生活條件十分簡單，但我沉迷文學，他醉心藝術，終日在書堆、畫架和宣紙里埋頭努力，雙手沾滿了星星點點的顏料墨痕，整天笑意滿臉的他，大有“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的滿足。

　　近年來，隨著城市建設的急劇發展，許多地方的老城區被夷為平地，許多承載著深厚人文底蘊的景觀不復存在。華聰的老家是玉林城中的州珮古村，有著豐富的歷史傳承。眼看那些歷盡滄桑、陪伴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遺跡，日漸毀于現代建設的浪潮之中，他深感痛心，為了保留住那些美好的記憶，他長時間行走在古村之中，寫生作畫，將一個個景觀描畫下來，推出了古村的系列國畫，展現了一個畫家強烈的社會責任和人文意識，在當地引起了很大反響。

　　上世紀中葉，工農兵一度是各個藝術體裁的主要表現對象，但承載著宏大敘事的過度樂觀，反而成了一種有失真實的虛飾。新時期以來藝術生產的多樣化和商品化，又導致了對現實生活的漠視和疏離，許多作品流于程式化的抄襲摹寫，少了直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作為文學藝術家，無論是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還是魯迅的“愿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都應該是他們創作的座右銘。真正成功的文藝作品，也總是時代精神和現實生活的真切反映，蘇華聰近年的創作實踐和他最近完成的礦工組畫，就再次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