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受到傳統藝術熏染的人們看來，杜尚的《泉》如此低俗、鄙陋，豈能和安格爾的《泉》相提并論呢！

　　○ 從這個角度來說，杜尚的惡搞的意義，不僅僅是消解了藝術與生活的界線，“現成品（ready-mades）”成了“藝術創作”的一種方式；它還改變了人們看藝術、看生活、看世界的態度和眼光。

　　杜尚是西方著名現代藝術家，對西方現代藝術發展影響巨大；在其各種作品中，又以《泉》和《帶須的蒙娜麗莎》的影響最大。

　　筆者曾看到過一個有趣的錯誤：在一篇文章里把杜尚這個著名的現成品“作品”的名字說成是“小便器”。其實杜尚的這個“作品”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小便器，杜尚惡作劇般的簽上“R.Mutt 1917”后就把它拿到美國當年的一個“獨立藝術家展覽”上去展覽。這種行為本身是離經叛道的；其極富創意的地方，還在于他給它起了一個頗有詩意的名字——《泉》。有了這個名字，它就不同于小便器了。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著重關注一下這個作品的名稱。杜尚的“別有用心”似乎就集中體現在這種惡作劇般的命名上。如果誰也沒有見過這個作品，當它叫“小便器”的時候和它叫“泉”的時候，其效果、結果又當怎樣呢？其效果、結果也許不言自明。但如果將“泉”這個名稱與這個“作品”對應起來看，其效果、結果又當如何呢？有事實為證。當初他的這個“作品”拿去展覽的時候就被這個展覽的組織者拒絕了。據說，后來他的這個“作品”在別的地方展覽的時候被憤怒的觀眾砸碎了；現在人們看到的這個“作品”，是其“復制品”——當然，要“復制”這樣的“作品”并不難，商場多的是；杜尚后來也確實“復制”了多個同樣的作品。

　　藝術作品是需要命名的，在這一點上作品與其他日常事物沒有太大區別。沒有名稱，我們就沒有一個抓手去把握事物。命名有類別名稱與個體名稱。很多事物只有類別名稱。比如“樹”，是一個類別名稱；細一點的，有“松、柏、楊、柳”之類的名稱，仍然屬于類別名稱；再細一點的，如松有“黃山松、泰山松”等等，還是屬于類別名稱。人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對每一棵松樹去一一命名，至于像河南省登封市嵩陽書院的“將軍柏”、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都只能算是例外的個案。但也有很多事物是需要一一命名的，比如人名、作品名。在這些個體的名稱中，有的是有含義的，而有的則僅僅只是代表事物的符號而已。就有含義的一類而言，有的名稱的含義是僅限于字面的，比如人名，人名的含義往往寄托了本人的情感意愿，但與本人的實際情況并無太大的、必然的關系。而作品的名稱則往往與作品內容有著密切的關系。作品的名稱、標題指示著作品的相關內容，引導著人們理解、把握作品內容。一部作品如果沒有自己的名字，作品就會給人帶來理解上的困難。現在有一些作品以“無題”為題，其用意是要消解題目給作品理解所帶來的制約，給人以理解的自由，從而豐富作品的內涵。但這種做法也有弊端，就是往往適得其反，讓人無從下手，難以比較準確地理解作品。標題在這里的作用，就不僅僅是一個稱呼、名稱的問題，而且是一種指向、一個抓手，它顯示了作品的意向性；而這種意向性又來自作者，這樣，通過標題來把握作品就顯得相對靠譜一些，正如英國美學家李斯托威爾所說：“對于一件藝術作品的正確解說，總是最接近于原始的想法，即原作者的想法的。”

　　“小便器”當然也是一種命名；不過，這種命名沒有什么意義、也沒有什么意思，因為畫面上的東西就是一個小便器，一望即知；叫它“小便器”不過是重復了一下或印證了一下所見所識而已。這就是說，這個命名與畫面形象是相等的，命名屬于類別性名稱，它除了指出這個事物所屬的類別之外，并沒有傳達出什么別的信息；而且這個名稱與藝術、與美毫無關系。試想，如果當年杜尚果真是把這個“作品”命名為“小便器”，那就是一個很低級的惡作劇了，這就等于把畫廊變成了一個衛生用品商店，“小便器”則是這個商品標簽上的說明文字。這么一來，這個作為生活用品的小便器，也就反而不至于那么驚世駭俗了，杜尚的“別有用心”也就落空了。他的高明之處，就在于給這么一個俗物起了一個高雅的名稱：“泉”。這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這個名稱既能讓人產生某種詩意的聯想，生成一定的相關意象，但又實在與眼前的這個東西本身沒有什么關系；豈止是沒有關系，甚至是一種沖突對立的關系，進而產生滑稽可笑的效果。而且，這個名字，又與著名畫家安格爾那個著名畫作的名字相同。安格爾的《泉》，表現的是林神狄安娜在林中沐浴的情景，畫面是一位裸體的年輕美麗的女子正舉起水罐往身上淋水；畫作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和諧靜穆莊嚴健康的美。在受到傳統藝術熏染的人們看來，杜尚的《泉》如此低俗、鄙陋，豈能和安格爾的《泉》相提并論呢！但杜尚卻在無意中冒天下之大不韙，將這個低俗鄙陋的東西命名為“泉”。這更加重了名與實、詞與物、能指與所指的沖突對立。不過，這種沖突對立又產生了極大的張力，讓人欲罷不能、欲推還就，于是在不斷的爭議中達到了“作者”的目的。其他的解釋跟這個沖突對立的作用和效果比起來都顯得微不足道，包括杜尚本人的說法：這件作品的外緣曲線和三角形構圖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別無二致，而它那柔潤光潔的肌理效果和明暗轉換又與古希臘的雕刻大師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刻完全一樣。這種辯解面對人們在藝術傳統中所形成的藝術和美的觀念來說顯得十分蒼白乏力。杜尚的朋友、詩人、文學評論家和藝術收藏家阿倫斯伯格在與一名“獨立藝術家展覽”的組織者爭論要不要接受杜尚的這個作品的時候就為杜尚辯護說：“一個動人的形式被發現了，這件東西從它實用的功能中解放出來，它的形其實是很動人的，因此這個人（指杜尚——引者）其實給我們提供的是美。”這個說法難以讓人接受；人們怎么也不能將一個小便器與藝術、與美聯系起來；一個小便器的形式怎能“動人”！

　　那么，杜尚的“別有用心”又是什么呢？“這件作品的意義，杜尚自己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解釋得很明白：這件東西是不是麥特先生自己動手做的并不重要，關鍵只在于他選擇了它，他把一件生活中的普通的東西放在了一個新的地方，給了它一個新的名字和新的觀看的角度，它原先的作用消失了。他這樣做是把一個新的思想提供給這件東西。”那么，杜尚把什么新的思想提供給了這件作品呢？那就是打破藝術與生活、藝術品與現成品的界限，藝術被降格，生活被升格，一升一降，就實現了二者的平等、對等。杜尚更為高明的地方，是給這個東西取了一個與安格爾那幅古典的、唯美的作品同樣的名字，讓人將此“泉”與彼“泉”關聯起來，此一“泉”彼亦一“泉”，此“泉”又非彼“泉”，通過相同的命名來顯示與古典藝術作品同樣的作為藝術品的地位、權利。

　　杜尚的另一個著名作品就是《帶須的蒙娜麗莎》。這是他對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另一種惡搞。1919年秋天，他在一幅《蒙娜麗莎》的廉價印刷品上給蒙娜麗莎加上了胡子和山羊須。他把這件藝術品稱為《L.H.O.O.Q.》。關于這個“作品”的名稱，杜尚本人說，這個L.H.O.O.Q.除了玩笑之外，就沒有別的意思，“唯一的意思就是讀起來很上口”。但人們并不滿足于這個說法，而是要進一步挖掘其更深層的含義，比如，有人就認為這個名稱是法語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讀諧音，暗喻畫面形象是淫蕩污濁的。蒙娜麗莎加上胡須后，其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盡，畫面一下子變得怪誕起來。杜尚聲稱這幅畫揭示了其原型人物的一個真實側面。杜尚似乎意猶未盡，1939年，他又畫了一幅單色畫，畫面上除了一小撮翹胡子和山羊須，別無他物。翹胡子和山羊須同他在《蒙娜麗莎》上所畫的相近，因此這幅作品被稱作《L.H.O.O.Q的翹胡子和山羊須》。1965年，他在紐約又買了一張《蒙娜麗莎》的印刷品。這回他什么也沒做，只是標上了一個新的題目：《L.H.O.O.Q的翹胡子和山羊須剃掉了》。杜尚對《蒙娜麗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惡搞”，不是在畫面添加胡須，就是通過不同而又相關的命名；其作用是不斷消解《蒙娜麗莎》的神圣性、自足性和完成性，讓人不再以崇敬的、唯一的、固定的眼光看待這幅經典之作。

　　杜尚還有其他的一些作品，但對現代藝術影響最深刻的似乎就是《泉》和《L.H.O.O.Q.》；而這兩個“作品”，又是通過惡搞的方式完成的。不過，杜尚對《泉》的惡搞與對《蒙娜麗莎》的惡搞看來走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路徑，一個是把低俗的東西通過命名加以升格，使其具有“藝術品”的資格；一個是將世所公認的藝術經典加以降格，試圖“還原”其本色。經過杜尚的這般折騰，經過藝術的命名，作為現成品的小便器成了藝術品嗎？本是藝術經典的《蒙娜麗莎》，被加上了胡須并重新命名后還是藝術品嗎？它們不是藝術品嗎？當人們這么思考的時候，杜尚的“目的”也就實現了。某種意義上講，命名意味著世界的一種敞開；但這種敞開與遮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正因為有遮蔽，于是又需要有新的命名，通過新的命名來不斷揭示和敞開世界。而通過新的命名，通過名稱的改變，人們就可以獲得一種新的眼光、新的視角乃至一種新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杜尚的惡搞的意義，不僅僅是消解了藝術與生活的界線，“現成品（ready-mades）”成了“藝術創作”的一種方式；它還改變了人們看藝術、看生活、看世界的態度和眼光。從此，后現代藝術在西方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杜尚也因而被西方人尊為后現代藝術的鼻祖。